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内涵变迁体现了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60.2%，但与世界教育强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此背景下，要认识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标，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补足高等教育发展短板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科学运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要理性认识其数值变化，推动高等教育更好服务全民终身学习需要，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国际通用的反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指标，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普及水平，其内涵的变迁也体现了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和趋势。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60.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这一目标。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将是评价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尺度，并将具有更加丰富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应正确认识和科学使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助推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更好地发挥龙头作用。

　　从定义上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阶段不分年龄的在校学生总数占国家规定学龄人口总数的比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UIS）将其界定为：高等教育不分年龄的在校学生总数占高中阶段教育后五岁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对我国来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占国家18—22岁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自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引用这一指标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内涵随着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阶段和样态的演进而不断变化。

　　一是将通过远程学习和其他非传统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纳入计算范围。自1976年第一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通过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和教学方式日趋多样，远程教育不断发展，自学考试等形式被普遍接受。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97年修订了ISCED，将通过远程学习和其他非传统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考虑在内，并对高等教育的课程和学制作出了规定。根据这一标准，我国的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和硕士教育都属于高等教育第一阶段，博士教育则是高等教育第二阶段。

　　二是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采用18—22岁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起，UNESCO等国际组织在分析高等教育普及情况时，最常使用的人口年龄组为20—24岁的五岁年龄组。在2000年世界教育报告《教育的权利：走向全民终身教育》中，UNESCO使用了“高等教育不分年龄的在校学生总数占高中阶段教育后五岁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这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统计范围调整为18—22岁青年人口。2012年，新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提供了更加详细的高等教育分类，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更加细致，但其内涵并未发生改变。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4项目标包含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技术合作小组（TCG）推动了该指标进一步标准化和规范化，以更加准确和全面地展现全球高等教育图景。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形式的日趋多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这也使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内涵和计算方法发生了两次主要变动，以凸显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增加非传统形式并扩大年龄组别。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就开始广泛使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开展国内外比较分析。1998年，为确保与国际计算口径保持同步，也为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国内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状况，我国论证并调整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算法，将之前未纳入计算的学历文凭考试、自考等学生计入，体现了我国对继续教育的认可与重视，及对青年通过自学取得个人进步的鼓励和多途径发展高等教育的思路。同时，学龄人口的年龄段也调整为国际通行的五岁年龄组。调整后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科学性、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上都有了较大提升。

　　再次调整在校生计算范围。继1998年采用新的内涵界定和统计口径后，我国高等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继续教育形式不断丰富，参与人数迅速增长，学习者素质明显提升，而学历文凭考试、电大注册视听生等则随时代发展趋势逐步停招，各类在校生的计算系数需调整重设。因此，在2005年前后，我国再一次修订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算法，分子包含13类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学生，基本涵盖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各种类型，部分类型的系数也得到调整。随后，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子包含的在校生类型精简到10类，成人本专科等类型的系数又一次调整，反映出对继续教育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为使公式更具有适用性，2020年版《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中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表达上更加精简明了。

　　从全球视野来看，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开展的教育评价和国际比较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攀升。2021年，世界教育强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几乎都在70%以上。从发展趋势看，过去20多年，除个别毛入学率过高的国家出现了小幅回调，多数教育强国在过去20年里基本保持了增长或波动上升趋势。留学生规模的持续扩大、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非全日制灵活的学习方式和学龄外人群的广泛参与是世界教育强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的主要动力。当前，教育强国建设赋予高等教育新的历史使命，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定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关键指标，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意义。面对迅速变化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迫切需要以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来指引教育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补足高等教育发展短板的重要内容。尽管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尚处于普及化初期。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2%，与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2.8%，2022年）基本相当，与15个教育强国的均值（87.1%，2021年）有一定差距。我们仍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来度量我们与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优化高等教育招生政策，进一步缩小教育差距，充分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践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教育目标（SDG4.3）提出的“确保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优质高等教育”，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竞争力排名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排行榜均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纳入其评价体系中，使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潜力的重要依据。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正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关键力量，各国都在寻求“科技突围”，积极构建强大科研网络，而这离不开高等教育输送的大规模创新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R&D人员投入强度仍然偏低，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能使更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具备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科技创新主力军，从而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

　　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以高端人力资本和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综合竞争优势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数值越高，意味着更多人口接受了高等教育，劳动者的能力和素养水平也就越高。尤其是大规模理工科人才的培养，对于加强基础研究力量、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2年的8.6年提升到2022年的9.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后发优势明显。同时，我国面临人口规模红利消失、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明显放缓，新增劳动力增量减少等趋势，迫切需要我国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高等教育作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已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支撑，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面向2035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难得机遇，同时也存在诸多难题，反映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上，主要受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一是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变化。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受人口变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未来十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并不会出现忽高忽低、大起大落的情况，但其在2032年左右达到峰值后将缓慢减少，并在2035年后快速下降，之后将面临较为严重的适龄人口生源危机。由于在学总规模无法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大或缩减，因此在2032年之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面临很大的上升压力，而2035年之后，则可能出现陡然升高的状况，并引发资源闲置等一系列问题，若不提前谋划和干预，前期投入的高等教育资源将难以收缩和回调。

　　二是教育数字化的变革。数字技术全方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高等教育的传统学习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数字化教育平台和在线学习工具的广泛应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便捷的学习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教育数字化在扩大了高等教育受众面的同时，也影响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如何建立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教育认证机制，确保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成果得到合理认证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能否准确反映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和人才培养实际效果所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三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限制。充足的资源和有效的分配是维持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当前，教育资源的供给却无法跟上迅速扩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办学条件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持续扩大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教育质量的提升。2022年，我国高校生师比已超过18∶1，生均宿舍面积也尚未达到最新标准，不少高校已采用缩短住宿时间、“清理”超期研究生、仅向部分学生提供住宿等非常规手段，缓解住宿压力。与此同时，我国高校校均规模逐年扩大，对办学条件、学校管理、教学质量等都提出了较大挑战。是通过新建高校消化规模增量，还是灵活引入市场机制，或是采取其他手段来缓解办学条件紧张问题，是持续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严密论证的重要问题。

　　全面辩证地认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关键是要透过数字看其背后所蕴含的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要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正确认识和科学应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为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提供指引。

　　在使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衡量教育发展水平时，一是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看清我国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数据表现，已从对发达国家的“线性追赶”转向“稳步逼近”，现在已处于“高位振荡”状态。因此在思想上要扭转指标数值“只增不减”的片面观念，允许其在合理范围内小幅波动或短暂下调。二是在确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标时应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当下与未来、规模与质量的关系，把握好未来一段时期不同阶段规划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目标值表达上，可使用数据域值替代数据点值，明确指标的上下限区间，既为我国精准施策和弹性调控提供依据和方向，也为不同地区教育发展提供空间和回旋余地，推动教育指标回归真实、准确和客观本性。三是在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开展国际比较的过程中，既要放眼世界，寻求国际可比，也要立足本土，强调中国特色。要对数值背后的问题进行深刻剖析，认清我们的真正短板，更要认清我国教育制度的优越性，筑牢教育发展的底气。

　　从全球视野来看，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正从市场驱动转向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高等教育的职能愈加丰富，对象趋于异质，方式逐渐多样。学龄以外人口对高等教育的参与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高等教育机构在促进终身学习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强大潜力。在生源方面，高等教育应将学龄外学习者作为新的增长点，并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促进全民技能提升和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在手段方面，将数字化作为推动教育普及公平和增加其可持续性的的重要手段，拓宽高等教育参与途径，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最大限度弥合资源差距。在制度方面，探索实施弹性学制，允许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学生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选择学习年限和学习内容，为更多人能够享受高等教育资源提供制度支撑。在技术方面，与时俱进调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口径，将更多符合分类标准、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情况纳入考虑，通过指标的更新迭代来体现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变。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并非简单的数值增加，而是高水平内涵提升和质变。要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为抓手，实现高等教育更高水平的普及，高标准满足人民对更好教育的新要求新期待。要在规划目标引领下，通过建立贯穿从学前到终身所有教育阶段的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通过高等教育普及培养更多创新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实现高质量教育体系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效率支撑。要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为契机，推动高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加强课程建设，改进教学方法，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此外，还要促进来华留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来华留学生源质量，优化来华留学教育规模与结构，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满足更多人的学习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必须更加科学地规划和分配教育资源，注重配置的公平、效率和前瞻性。服务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量要向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卡脖子”技术领域相关的学科专业倾斜，向高层次人才倾斜，加强我国高端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要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变化和人才需求趋势，结合学生流动、就业选择等现实条件，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分布引导人才流动，最终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协调布局。注重资源使用效益，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监管和评估，确保每一份投入都能产生最大的教育产出，实现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