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魏书生从辽宁省政协常委离任。如今的他仍是盘锦市魏书生中学第一校长、浙江台州书生中学校长。他依旧非常忙，日程排得满满的，除了学校的工作，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常常以一天一个城市的节奏奔走各地作报告。

　　“我们生活在最幸运的时代，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魏书生常这样说，“我们要对得起这个时代，心怀感恩，多干点活。这多么年来，我从始至终都是这么讲，也是这么做的。”

　　在魏书生身上，时间也慢慢留下改变的痕迹，他依旧清瘦的脸颊上，两鬓已悄然微斑。他开始使用手机，而且居然会用微信，会使用网约车。

　　不过，除了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化，魏书生似乎更像一个“守旧派”，他身上有太多的“不变”。他常年不变的衣着，他只吃白菜豆腐、喝白开水的饮食，他写日记、练“注意力体操”的习惯，他不疾不徐的言语风格。

　　听魏书生谈教育，也似乎总是“老调重弹”，他的教育主张、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他的报告内容，甚至是报告的开篇与结尾，差不多都是几十年不变。

　　这就是魏书生，这诸多的“不变”集中在他身上，似乎有了更深的含义，格外耐人寻味。

　　巧合的是，今年也是魏书生正式从教第40个年头。跨越40年的长度去审视魏书生的“变”与“不变”，或许更能清楚他作为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价值，更能理解他所主张的民主科学教育的独特意义。

　　1978年2月，28岁的魏书生终于如愿以偿地正式做了教师。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料到，想当教师这件事，实现起来居然是这样漫长和曲折。

　　实际上，早在1969年，魏书生就曾有过一段短暂的从教经历。那时候，作为从沈阳到盘锦插队的知青，19岁的他被派到新建农村的红旗小学教书。尽管起初有些不情愿，但站上三尺讲台，他很快“教书教上瘾了”。

　　就这样教了两年，魏书生居然成了全地区教育战线的先进个人，于是就被提拔到企业做政工宣传。

　　“大伙儿都觉得是一步登天的事，但我真的高兴不起来。”魏书生说。他一次一次地找领导央求，放他回学校教书，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再研究研究”。为了“感动领导”，魏书生努力工作，两年后成了全地区公交战线先进个人。事与愿违的是，眼见这是个人才，领导更不愿放人了，一度还专门下文，要把他作为企业接班人来培养。

　　但让周围人不能理解的是，当教师始终是魏书生的“执念”。此后六七年时间，为了能回去教书，据说他先后写了150多次申请。

　　其中突生波澜的是，1974年，24岁的魏书生又成了被批判的反面典型。别人都在批“孔老二”，他不服气，就跟人辩论。结果“祸从口出”，上级专门成立了调查组，从他的文稿、日记中找出100多条“反动言论”，大会小会挨批斗。

　　直到“文革”结束，领导说，“看来批你是批错了”，要安排他到轮胎厂当厂长，魏书生仍“一根筋”地要求当教师。“你都挨了批判，还这么执着？”领导不理解。“您早点放了我，我也不至于挨批斗。”魏书生笑言。

　　的确，在那个孔子被批为“臭老九”的年代，放弃看似更好的前途，如此执着地要当教师，这的确有悖常理。

　　“我就觉得，教育这个行当相对更能够实现个人的主张，更能够施展个人的思想。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站在讲台上你的自由度更大一点。”40年以后，回顾自己的初心，魏书生这样说道。

　　从魏书生的成长足迹中，或许更能理解他这样的想法。少年时代，魏书生就读于沈阳市32中，一所校风优良、设施完备的优质校。那时候的魏书生，喜读人物传记和哲学。他至今印象深刻的是，15岁时，自己在学校图书馆里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哲学讲义》，从此对哲学着了迷。

　　这样的经历既奠定了魏书生的人生底色，也赋予了他不同常人的思维方式。在企业工作时，他就开始“著书立说”。“1972年，我曾写了一本《论改造世界观》，15万字，油印的，自己刻蜡板，自己印刷，然后切割装订成书。1973年又写了一本《论工作方法》，18万字。”魏书生认真地说，“当然，后来批斗我时，这些都成了罪状。”

　　看得出，无论身处什么位置，魏书生总是喜欢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我始终喜欢思考人生的问题，人活一辈子，至少要活得清晰一点，明白一点，有用一点。”魏书生说。

　　也因此，在他眼里，教育不仅是更适合自己、让自己更快乐的职业，而且是能够影响更多人的“名山事业”。用他的话说，“我想让更多人活得既有价值，又能快乐一点”。

　　直到1978年2月，魏书生才被安排到当时的盘山县第三中学，重新站上讲台，成了他期望的“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

　　1981年8月，《中国教育学会通讯》发表了魏书生的一篇文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这是魏书生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文章的由来是这样的，当年的首次全国中语会年会，未能参会的魏书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随后被推荐发表。

　　这篇如今看来题目平平淡淡的文章，当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即被全国20余家报刊转载，一时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如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已是常识和共识。但在当时，教育界刚刚“拨乱反正”，当许多教师还在为如何教好课而努力，讲授式教学“一家独大”，魏书生的做法独树一帜，为混沌初开的教学改革带来一股令人惊喜的清流。

　　而这也仅仅是魏书生神奇教育人生的一个注脚或序曲。从1978年2月踏上讲台开始，魏书生就如鱼得水，他的发展也像“开了挂”似的不可阻挡。

　　盘山三中是一所生源靠后的普通中学，魏书生被安排做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一个是全年级最好的班，一个是全年级最差的班。

　　没多久，学校安排魏书生上公开课，就在最差的班上。听说从企业来了一个年轻人，全校教师都来听课。课前，魏书生跟学生商量：“魏老师要讲公开课了”“老师，在好班讲，别在我们班讲”“为啥？”“我们什么都不会”“不会才更要学”“学了也不会，学习是我们的弱项”“是弱，不弱咱们到这儿干嘛。千万别想向老师们展示咱们有多强。我们是很弱，成绩差，起点低，但我们绝不自暴自弃”。

　　在魏书生的“蛊惑”下，学生来劲儿了。魏书生给他们做了分工：生字、生词、文学常识、小说三要素……学生分头负责，一一进行了预习。公开课那天，学生们积极踊跃，课堂上热火朝天。老师们看得目瞪口呆：这是全校最差的班吗？

　　“我就是这么当老师的，从不抱怨学生，而是俯下身与学生商量。”魏书生说。初中毕业的他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学训练，但这反而使他不受条条框框的制约。他不会教学，就与学生商量着来。他本人受益于自学，也教学生学会自学。

　　就这样，刚教了半年书，领导要提拔他做教导处副主任。生怕又不让自己教书，魏书生连夜请辞。最后领导妥协了，他一边做教导处副主任，一边仍可教课、带班。魏书生这才答应。

　　从此，魏书生既要做全校学生的工作，后来还要兼任校党支部委员、工会副主任、文科教研等工作，又要教课、带班，忙得团团转，恨不得有三头六臂。

　　怎样才能两不耽误呢？魏书生想到，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

　　1981年发表的《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随后在《人民教育》发表的《班级管理要靠民主与科学》，较为完整、系统地介绍了魏书生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做法，可谓是了解魏书生教育思想的奠基之作。

　　就这样，教了一年书，魏书生被评为盘锦地区优秀班主任、语文优秀教师。1981年，他被评为辽宁省优秀班主任。1982年，他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盘山县向全县教育系统发出向魏书生学习的号召。

　　1983年，魏书生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中语会年会，在大会上作报告。会议一结束，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就邀请他，在中央电教馆礼堂举行魏书生报告会。那是他第一次面向全国作报告。

　　接下来，1984年的全国中语会年会，魏书生不仅再次受邀作报告，而且大会的主题也被确定为“推广魏书生同志大面积教学的经验”。同年，魏书生被评为省特级教师，辽宁省委、省政府发文，开展向魏书生学习的活动。

　　甚至连教育家吕叔湘都曾感叹：“我很惭愧，没有及早认识魏书生同志。我要是年轻一半，我一定要拜他为师，向他学习。”

　　1988年，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任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魏书生：“魏老师，您既做学校校长兼书记，又当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课，一定有什么新鲜办法吧”。

　　什么是“长胡子”的办法？一曰民主，二曰科学。这两个词既不时髦，也很浅显，乍一听平常得让人失望。

　　但魏书生就像一个“武林高手”，几十年来凭借这两个词，“大巧若拙”地应对教育世界的万般变化。

　　在班级管理上，魏书生习惯于与学生商量、对话、集体表决，建立互助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做主人，发展学生自然的人性，在“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事事有时做，时时有事做”中，让学生体验自主发展的愉悦和幸福。

　　在语文教学中，魏书生从教学生查字词、划分段落、归纳段意和中心思想入手，教学生画语文知识树，让他们学会归纳、分类、整理，进而帮学生制订学习计划，把看似繁难的学习任务分解到每一天、每节课、每一分钟……

　　这些做法被他化繁为简，系统地归纳为“7个一分钟”“12个学习习惯”“6步教学法”以及“课堂教学的10条要求”，当了校长在全校推广，当了教育局长就在全市推广。

　　魏书生有一种极强的“简化”能力，面对任何一项工作，他似乎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关键因素，把宏大的目标化为当下可做的细微小事，化为持之以恒的习惯。

　　从1997年担任盘锦市教育局长开始，魏书生每年的工作计划都是亲自撰写，每年都是不多不少的22条，照例分为民主治教、科学管理、队伍建设3大块，内容平实，不唱高调。

　　“少说多干，养成习惯”，是魏书生对自己工作方法论的简要概括。“习惯”是魏书生教育思想体系里的一个高频词。在他眼里，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经过简化，分解为一系列习惯。

　　“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民族、正常的单位，都应该用习惯去推动，这就叫科学。”魏书生说，“科学，就是严格地按照规律去办事。”

　　因为有了这些习惯，多年来魏书生乐得轻松，就像一个“甩手掌柜”。在本职工作之外他有许多社会兼职，经常要外出作报告，身不由己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但即便他外出十天半月，单位照样有条不紊地运行。

　　在看似“懒政”的背后，是魏书生对人性的深谙。他凡事商量，敢于放手。“我总相信，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事物内部，来自于人内心深处勤奋、积极、乐观向上的能量。作为管理者，要激发每个人光明的一面，帮他看明白、说明白、做明白，变成习惯。永远就是这回事！”

　　说到底，魏书生的民主、科学恰恰映衬出以往教育不民主、不科学的另一面，他的教育实践也伴随着中国教育逐渐走向民主、科学、规范的进程。

　　化繁为简，才能举重若轻。可以看到，许多教育中的痼疾、顽症，诸如招生、教师管理、教师待遇、学校建设，在魏书生这里都不是难事，过程井然有序，结果公平合理、大家心平气和。

　　也因此，盘锦成了全国教育均衡发展的典型，这里多年坚持不办重点小学初中、老百姓不交择校费、优质高中公费招生名额100%分配到区域内初中校，坚持不办“窗口校”。这些做法成了习惯，既让百姓受益，也促使学校静心研究教育规律，追寻教育的民主、科学。

　　2010年2月，在离任盘锦市教育局长前夕，应《人民教育》杂志记者任小艾之约，魏书生撰文谈教育发展，文章题目就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守常识，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做对的事，就把它守住，别折腾。”魏书生说，“第一要紧的就是守住常识，守住我们中国做对的事，守住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以“年轻的教育改革家”的身份进入人们视野的魏书生，没有奢谈突破或创新，反倒是显得低调而谨慎，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无论写文章、作报告，魏书生也从不讳言：“我没有根本的创新，我的根与本始终是领着学生学而时习、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学以致用。我教书也没创新，始终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从老子、孔子、孟子一直到陶行知，都是这么教书的。”

　　但实际上，这正是魏书生对教育改革持有的一种冷静、清醒的态度。他并非不懂创新，也并不反对改革，相反却一直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多年来虚心地派校长教师外出学洋思、学衡水、学烟台、学杜郎口……

　　同时，在魏书生看来，许多创新，其实都只能算“微创新”。“首先要知道前人做对的地方，把它守住、守住、再守住，然后一点一点地往前拓展。”

　　也因此，魏书生一直主张要以平常心看课改，不能把课改“神秘化”。他始终认为：“所谓第八次课程改革，不过是前七次课程改革的继续，是后面若干次改革的一个小小连接。要把课改当平常日子来过，而不是搞运动，变着花样把人整蒙了。”

　　这些话有些人未必爱听，更有人斥之曰“守旧”。别人姑妄言之，魏书生姑妄听之，却从不辩解。“这不是小儿科吗，我24岁就被当成反面典型，一天挨三次批判，都没当回事。”

　　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在盘锦，魏书生离任后虽然已经换了两任教育局长，但都依然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许多做法仍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魏书生1997年任教育局长后，每年在全市举行一次习惯培养现场会，每年都定在10月16日举行，既是实践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展示，也是一次教育同行的相互交流、研讨和评价。虽然魏书生已离任多年，这一活动依然延续下来，至今已举办22届，每年还是雷打不动地在10月16日举行。

　　就在2014年，盘锦市成立了魏书生实验中学，作为专门践行、实验魏书生教育思想的试验田，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实践基地、全国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的实践基地。

　　让魏书生欣慰的是，虽然坚持高中招生“指标到校”、不办“窗口校”、不办重点小学初中，但盘锦市的高考质量10多年一直在全省名列前茅，今年更是夺得全省文理科第一名的佳绩。

　　就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中，盘锦市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这一项的评分中名列第一。

　　就像这样，教育的成效常常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去考量。而把事物置于更长的时间之流中去认识，把个人安放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去比照，也是魏书生一贯的方法论，也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处天外遥看，地球极小；居体内细察，心域极宽”。

　　“教育没有多少新鲜事，就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魏书生说，“就算再过一万年，当了银河系系主任，不还得过日子、做事情，尽到他的责任吗？”

　　显然，只有在这样历史、辩证的视角下去看待教育、认识自身，才能够找到当下的位置，守住一颗平常心，发现那些不变的、恒常的规律。

　　回首40年的教育生涯，魏书生说：“我永远都是不追时髦，不跟喧嚣，也不跟风。就是把工作、学习、、助人、尽责当成享受，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享受做事过程的踏实、愉悦、幸福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