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常说，科学已经融入了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这种融入是“隐性”而非“显性”的。毕竟我们日常消费的是基于某些科学原理而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科学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就不存在，或者说科学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巨大作用，只是我们并不自知。如同我们在开车出门时虽然会用到导航软件，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思考导航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的关系。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表达过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无异”。

　　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开展科普，让公众透过日常消费的产品来知晓它们背后的科学。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知道一些科学知识，而是理解这些科学知识到底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从科学“是什么”到“为什么”的转变，这实际上就上升到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层面，也就是说科普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

　　我们为什么要做科普？个人认为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进行拆解。首先是从科研人员或者科学共同体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的答案大体上就相当于科普对科学共同体有什么用。一方面“倘若科学力图发挥其作用，科学至少需要从更加广泛的公众群体中获得理解”，因为公众只有理解了科学，他们才有可能对科学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进而支持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从更加功利的角度来说，科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研人员科研成果的引用率和知晓度，这方面是有实证研究予以支持的。其次，对于本身已不在科研岗位的科普人员来说，之所以要做科普，其原因在于科普的确能够给公众带来好处。早在1987年，托马斯和杜兰特就总结了增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可以带来9大益处，包含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其中就微观层面的个人而言，“公民越有学识，越能有效地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道路”。

　　我们经常说，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科学不仅告诉我们一些科学知识，或者说告诉我们“是什么”，还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而这个“为什么”才是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科学方法、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等等。而这些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真正去理解和学习的，而且也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运用的，所以才提倡不仅要“学科学”，更要“用科学”。甚至可以说，在当前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和以“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为特征的“后真相时代”之中，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记住几个科学知识点，所以我们才强调科普要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因为“真正的科学素养不仅关乎知识，更关乎你提出问题的思考方式”，因为“人生中所有关键时刻，你的思考方式比知识更重要。”

　　H·宾利·格拉斯曾经写道，“如果人们放弃了其与生俱来的获得科学知识的权利，他们也将无法获得自我治理的权利。”或者可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思考，那就是在把思考的权利交给别人，而科普就是要让我们学会用科学来看待问题、思考问题。此外，科学普及还可以有一种精神上的作用，爱因斯坦曾说“将知识体系限定在小圈子里，会削弱哲学的精神，最终导致精神的贫瘠。”

　　因此，在做科普之前或者说做科普的过程中，科普人员有必要让目标受众了解科普到底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又或者说需要让受众知晓他们在走近科学以及接受科普的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什么。科普不仅仅要关注具体的科学知识，更要关注科学方法、科学理性、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等等。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专业领域为：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社交媒体科学传播，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等。近年来承担各类科研项目数十项；在《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三百余篇，在光明网，科普时报开设专栏；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已翻译出版科普研究理论专著多部（两部译著获得业内奖项），出版科普理论研究专著《愿景与门道：40位科普人的心语》，《谈科与论普-科普人“出圈”手册》等。已为各类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培训百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