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中，金融与文学关系的探讨通常集中在历史反映论的层面。然而，比起试图通过表象再现历史真实的欲望，金融在文学作品中还可以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理论与现实的相关性问题。在文学叙事中，“现实”并不如真理的，或是历史必然性般的存在，它实际上包含了诸多不确定性以及“认识过程”的因素。也就是说，文学叙事呈现的是在不断建构和认识现实中完善自己的过程。在这一点上，“金融”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共通性”。金融活动中包含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未来的估值，然而这一切又必须建立在认识现实的基础上。可以说，金融隐喻的并不仅仅是未来，更是当下。茅盾，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创作了《子夜》，利用金融的隐喻通过文学叙事呈现一个现实的意义，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金融的上海的现实意义。

　　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疆界的过程中，一些现代性的概念，披上了历史的外衣，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找到某种必然性。只看历史就说其是必然的，不如说其流变和发生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子夜》这部小说实际上是跨越了文学创作反映历史与必然性的写作，而是通过“金融”与“文学”的共通性，发掘了叙事呈现认识与塑造现实的意义。因而，把金融问题从一个历史的局部或经济的行为扩大到叙事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看到它通过与文学的结合呈现出的理论与现实间的张力。从时间的角度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金融故事似乎已经消逝，留下的只是时代的烙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它只是代表了与对立的经济形态。但当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其与一系列现代性概念，诸如“民族－”、“主权”的体系性关联，以及它所蕴含的叙事性功能。我们就会发现，茅盾，在《子夜》中想要探讨和表达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本质和对金融的利用这一过程，远比简单反映历史更为迫切。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看待《子夜》中的金融与文学的共通性，及其呈现出来的对现实的认识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子夜》，它将不是兑现历史的工具，而是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对人的改造，做出的最直接和有效的反抗。同时也能够突破对《子夜》的历史研究方法，重新发掘其透过金融与文学的关联，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透过“民族”体系、金融投机活动，将人纳入规训装置的过程。

　　《子夜》创作于1931年，是一部主要描述20世纪30年代上海民族工业发展以及金融投机活动的长篇小说。他的前瞻性在于通过发生在上海的金融活动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民族-”主权、主体性改造以及资本积累间一系列复杂的关系。不但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治理技术通过金融在殖民地的扩张以及对人的管理和规训技术，还通过“金融”与“文学”共同面对的虚构问题，让我们注意到了文学与金融的共通性。在这一点上，华裔学者王德威认为茅盾是在有意利用金融与小说叙事所共通的“虚构性”，进而表达意识形态观点，同时影响了历史的线]。他把小说作为“虚构”的场域，认为小说虚构的目的是表达“历史的必然性”。

　　把小说看作体现历史与虚构间张力的场域。表面上看是在讨论再现历史的问题，实际上深层次暴露了这一方法对语言、隐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探讨的缺失。因而，将历史看作“整体”与“连续”的观点就很有可能粗暴的将“革命”与“阶级”问题排除在“整体性”和“意义”之外，而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看作一种必然。事实上，如果“现实”仅仅是历史整体性的反映，那么“书写”就无法保证完整意义的再现。德里达对语言与隐喻关系的分析表明，语言是在我们不断的使用和创新中形成的意义[2]。因此，书写的过程就不可能是历史意义甚至任何意义的完整再现，而只能是在不断理解、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呈现出的认识历史与自我以及这种认识过程赋予历史的新的意义。而现实也就是在“历史的整体”被语言切割为“偶然”、“错位”、“断裂”以及“混杂”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因此，在书写的过程中，重点不在于能否再现真实的历史，而是在于它表达认识历史与现实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隐喻，它是怎样重新塑造意义、表达认识过程，并且保持活力的。

　　事实上，《子夜》体现的是金融与文学在隐喻层面的共通性。金融同样通过隐喻的方式解释着世界，金融投机与文学的虚构一样永远不可能完美的毫无问题的再现价值。此时，金融活动就与文学一样拥有了解释世界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循环中，金融的叙事性恰恰呈现了金融、投机交易与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金融的关键在于对消息、知识以及流通的把握。在对知识的培训、掌握和流通的过程中，金融也成为一种叙事，与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投机活动依赖于对未来剩余价值的判断和想象。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使“投机”成为可能。正如《子夜》中的买办赵伯韬在解释公债运作时说：公债是“做”出来的。这就与文学中的“叙述”形成一种可以类比关系。如果把金融与叙事看作一种“必然”，忽略其不确定性。那么，就容易忽略现实，从而扩大未来的估值所带来的危机，以及面临意识形态操纵的危险。茅盾正是发现了这一点，在《子夜》中通过金融与文学的结合对“不确定”性的揭示，进而呈现出认识现实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恰恰集合了资本主义各种态势的发展与金融化的日常渗透。通过上海发生的金融投机活动，我们可以发觉现代性的“治理技术”其实早就在中国先行试验了，上海不仅仅是斗争的场所，它还是资本主义治理以及金融文化的聚合地。而茅盾想要通过文学与金融之间的密切关联来呈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甚至是资本主义与人类自我改造等后现代问题，不得不说是非常前卫和伟大的。上海这座城市可以汇聚不同时间诞生、来自不同地区的元素。这些元素并不是构成中国现代史上断裂的因素，反而是共同塑造共同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仅是上海，中国的城镇、乡村都逐渐参与到现代性的建构当中。美国汉学家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认为吴荪甫希望他的家乡双桥镇可以建设成为“高大的烟囱如林，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的现代化城镇，只是一场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假象之上的“白日梦”[3]。然而，现代性并不仅仅如“舶来品”般由一个帝国的中心“出口”到其它地区，更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于两者的交流与碰撞中。在这个过程中，时间的确定性（过去、现在、未来）不再是意义的根源，现实的重点不再因“时间的失向”而无法还原真实，而是将时间置换为空间进而将更多元素置于“当下”。在资本与金融的世界中，谁先谁后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众多元素并且流通运作的“帝国”。茅盾的小说几乎都在淡化时间的痕迹，而是强调空间的共在。尤其是《子夜》中，茅盾通过金融投机将知识、欲望、意志、梦想融合在一起。“资本”的野心、“人”的转变、“集体”的碎片、帝国的意志，统统透过交易的行为呈现出来。因而，抛弃时间带来的必然性，发现金融与文学的类比关系，藉此表达对不确定性的关注，才是《子夜》最前卫的地方。

　　在《子夜》中，“现代性”的表现与小说中呈现的金融活动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在资本主义扩张和金融投机交易行为中产生的主体性的建构。无论是“民族－”的概念还是与之相关的主权、民族资本、金融买办的概念都是通过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呈现出的现代性与主体性建构的过程。“民族－”是小说《子夜》探讨的主题之一，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对民族和强有力的主权政府的渴望，以及茅盾对政府的批判构成了《子夜》的基本线索。小说呈现了有关中国资本家以及民族工业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探讨。茅盾不是将民族作为一种概念，探讨本民族工业与外国资本之间的冲突。而是通过资本家与民族、主权概念去了解逻辑与追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而20世纪初的中国，如何与“”这样一个现代性概念发生联系，其中自由与权力是如何在意义的调控下发生变化的，是《子夜》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对“”与“主权”的分析，揭示了隐藏在权力表象之下的自由与权力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内在的“力量、欲望、联想、对社团的爱”与“庞大的、无处不在的、采用强力手段确保社会秩序的政府”间，权力与自由之间表现为一个“要么／要么”的问题—要么选择自由，要么选择屈服。同时，现代主权的概念虽然诞生于欧洲，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在欧洲与欧洲之外世界的交往中，尤其是在欧洲的殖民工程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中发展起来的[4]。也就是说，主权的概念实际上是同时发生在欧洲以内和欧洲以外的对殖民地的支配过程当中。在上海，“租界”就是“主权－”实行秩序规训以及人种隔离的权力中心。冲突并不是来自于认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界限，而是首先来自于权力所带来的“隔离”。社团间的矛盾也并非仅来自于集团间的对立与冲突，而是首先源自对人种“隔离”与规训权力的屈服。“租界”地相对于租界之外的安全呈现了权力对秩序的影响以及隔离造成的自由与权力间的悖论（主权提供安全和自由，然而它背后的权力机制又制造了人种间的隔离）。这种权力生产也代表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权力之间的层级关系，这也是中国资本家希望得到强有力的政府保护的原因。生命对主体性的生产，就包含了资本家最终纳入循环的过程。因此，“”与“主权”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他同时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秩序的权力关系。

　　在《子夜》中,资本主义的“主权”概念一直是小说探讨的重点。它不是作为一种解决中国困境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通过资本生产的需要呈现出了它与殖民扩张逻辑间的关系。小资产阶级杜学诗渴望“”拥有绝对的权力。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打败其他“”，而这正是“”所体现的现代主权的“压制功能”：“现代主权是一种反抗自己以外一切力量的力量，是一个反抗一切其他的。除此之外，现代主权还是一种警察力量。它必须一刻不停地在广泛范围内完成把个体吸纳入总体，把所有人的意志凝结成一种普遍意志的奇迹。”[5] “”行使绝对权力，把个人凝聚为普遍意志，目的是在资本市场上打败别的。而这种绝对权力，也必然反过来促成资本主义的扩张。杜学诗认为“铁掌”应该对资本家与工人进行双重管控，表面上看是为“共同利益”，实际上暗含着在主权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同概念和同人民概念的结合。现代主权概念转变了自己的中心，它从冲突和危机的调和一跃变为“－主体”和想像中的共同体的共同经验，成为所有共同体成员必须服从的权力。另外，现代民族主权的概念实际上与资产阶级的胜利与霸权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在杜学诗对“铁掌”的憧憬下，中国工业（民族工业）的胜利被认为必须依托于与人民的“同一性”。而依托于这种同一性所建立的稳定的市场则能够使资本主义具备经济扩张的潜能，投放资本和文明教化的空间。这便是资产阶级所渴望的一种同一性的合法性建立－所拥有的不可亵渎、不可压抑的统一权力。

　　与杜学诗一样，《子夜》中最拥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对一个强有力的民族政权同样抱有强烈地渴望－“只要像个，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 [6]吴荪甫和杜学诗都希望依靠权力来稳定市场、增加扩张的潜能，打造一个命运共同体来“安内攘外”。在吴荪甫看来，“像个”、“政府像个政府”就能够抵抗“世界产业凋敝，厂经跌价”的现状，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然而，“世界产业凋敝，厂经跌价”的环境和日本丝在中国的倾销，恰恰也是现代力量化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的压制权力及其合法化，使资本主义对外的扩张成为一种合理手段，并且为缓解本国经济危机提供了保障。吴荪甫和杜学诗只是单纯地以为“政府权力”是一种正当的维护自己工业生产的手段，却没有注意到，造成中国工业困境的恰恰也是资本主义的权力本身，资本主义要想缓解自身危机，就必须借助权力的扩张和对殖民地秩序的规范。因其具备扩张的欲望，并且通过流通，规范和保障了这种权力，从而使殖民地的经济也纳入到这种秩序当中。

　　因此，茅盾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成熟的”和“先天不足的”。因为他们的信仰建立在以资本主义权力为基础的“压制”逻辑上。他指出，的“民族主义”策略目的是以“民族主义”来伪装和欺骗民众。而实际上是依靠南京政府的金钱武力作为后盾的，反对革命的手段。以“种族”为基础提出的“劳资应该合作共谋全民族利益”，使民族主义实际上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的剥削合法化、正当化，同时消解革命意义。使革命的意义沦为狭隘的民族共同体利益，而非全人类全世界的解放意义。因此，丧失革命意义，以种族和整体权力为根基的“－主体”政权和蒋介石政府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计划和布局当中的一个棋子，否认了以阶级为基础（不管什么民族什么）的追求革命与自由的可能性。

　　茅盾批判蒋介石政府实际上依赖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策略，中国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则不可能依靠这一策略得到健全的发展。这一观点，并不是来自于与之间的对立和对抗，或是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而是茅盾认识到了以“民族”（种族间的侵略和压迫）以及殖民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族－”的陷阱及其对革命的消解。资本主义现代主权并不是以追求自由与解放为目的，而是一种全面压制和规训人类的新秩序。正如杜学诗所渴望的“铁掌”，它是一个建立同一性消灭差异的绝对服从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主权，并不是寻求人类解放的可行方案，中国民族工业也不可能自由的寻求发展。因此，茅盾实际上是在通过对中国“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以及资本环境下的观察，看到了资本主义主权的幻象和欺骗性。他们必将面临新的现代性危机－“也就是一批具有新生产力量的自由主体和企图剥削这些主体的规训力量间的矛盾共存” [7]，而资本主义“民族－”的主权架构事实上并不能真正解决这种矛盾。这也是《子夜》中吴荪甫失败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茅盾想要表达的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民族－”道路的原因。如果仅仅把茅盾对经济、现代性议题的深刻思考看作是宣传品，就将忽略这部小说对现代主权的真正思考，以及人被纳入权力规训体系下的主体性改造问题。

　　除了对资本主义主权本质的揭露，《子夜》中“现代性”的另一个呈现则在于通过“金融”的方式来完成经济控制体系。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从商品生产到主体生产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转变是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开始的[8]。而上海，刚好成为了资本主义通过流通体系，利用金融来完成殖民经济控制体系的实验地。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指出了资本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在积累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增加使资本构成呈现出持续增长，而付给工人的工资的可变资本则日益减少。也就是说，工人的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的商品来说越来越小。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因此，流通圈的扩大就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必要。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现”问题的分析。她认为作为依赖其外在因素的标志，为了资本实现剩余价值，非资本的外来消费者是真正最基本的需求。资本主义是“第一种不能靠自身生存的经济模式，它需要其他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中介和土壤”[9]。马克思指出，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让资本向自身以外发展，发现交换商品和实现它们价值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使资本主义范围之外的流通领域的扩张代替不稳定不平等的矛盾［10］。

　　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分析提示我们，资本主义之外的扩张和流通是资本积累的目的和必要。资本主义既然是一种不能依靠自身生存的经济模式，必须依赖其体制外的扩张。那么，一旦非资本主义环境被资本主义有机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范畴，它就不再可能是必然实现资本剩余价值的那种“外界”了。因此，资本主义的扩张方式并不是一种“兼并”，而是体现为“隔离”与“监控”，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殖民逻辑的“隔离”策略。而“金钱”正是监控的最好方式，也就是依靠金融的流通来控制资本生产。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提到：“金钱是专制控制的第二种全球方式。金融的仲裁者不断地在与生产功能、价值标准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中得以体现，正是这三者构成了世界市场。金融机制是控制市场的基本手段。”[11]因而，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问题恰恰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积累体系本身的矛盾与扩张的策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通过金融控制，使其成为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积累矛盾的方式，而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关系基础上的。因此，金融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监控与控制才是导致其困难与失败的原因。

　　日本学者城山智子研究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时指出，中国工业受到打击的最重要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采用金本位，而中国还是银本位。从1929年起，农村的资本外逃造成白银大量流入上海，而农村破产导致市场萎缩，使投资者将闲置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金融和政府债券而不是投向工业企业[12] 。城山智子分析的现象正是《子夜》中朱吟秋所抱怨的中国工业发展困难的现状。火柴厂老板周仲伟则抱怨金本位的货币体系给他造成的影响：“我是吃尽了金贵银贱的亏！制火柴的原料—药品，木梗，壳子盒，全是从外洋来的；金价一高涨，这些原料也跟着涨价，我还有什么好处么？采购本国原料罢？好！原料税，子口税，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国原料还要贵了！况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拼命来竞争，中国人又不知道爱国，不肯用国货，……”[13]城山智子虽然在1930年中国大萧条的状况中描述了中国工业遭到金融业挤压以及受到金本位货币体系影响的现象，但她却忽略了国民政府在货币体系与控制贸易方面的无能为力和不作为是怎么造成的，以及资本大量流入金融市场的原因。

　　根据马克思对资本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分析，资本主义要解决自身危机需要通过金融的控制达到海外扩张的目的。资本更趋向于把民族－变成简单的工具，其职能仅仅是记录、统计由它们驱动商品、金钱以及人流。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性质实际上更接近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布局的一枚棋子，其作用是使中国成为资本流通和积累的一个场所。因此，中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外来与本土之间的对立或是东西方的对立，而是关乎到资本在中国的策略性输出的过程。前文分析过，资本主义通过海外扩张解决危机的逻辑并不是兼并，而是“监控”与“隔离”，因此对“金钱”、“金融”的控制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殖民地区经济的方式。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指出：“从货币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最完整的一副图景。从这里我们可看到满眼的价值观念，看到一部分配的机器，一种积累的机制，一套流通的机制，可看到一种权力，一种线]在上海，“金融买办”这个特殊的行业充当了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对其扩张地实施监控与控制的工具，也呈现了金钱充当改造人的一种技术的运作方式。赵伯韬就是一个金融市场的工具，他通过买办身份掌握消息，目的是通过金融投机的游戏帮助外国公司控制中国的民族工业。因此，在吴荪甫联合其他工业界同行成立自己的金融机构时，赵伯韬却早就断定了他的失败[15] 。

　　事实上，在金融市场上，赵伯韬以及他背后的美国金融巨头才是真正的布局者，吴荪甫掌握的消息也在赵伯韬的布局当中。赵伯韬已经自觉地成为资本主义金融机器的一部分，成为帝国主义依靠金融手段布局的棋子。吴荪甫为了摆脱工业对金融的依赖联合其他企业家成立益中信托，并且进入金融投机的游戏。但问题是，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吴荪甫也就不自觉地纳入了扩张的体系，吞噬比他更小的企业。正如秋律师对李玉亭所说的：

　　你看，世界上的事，总是那么大虫吃小虫！尽管像你说的有些银行家和美国人打伙儿想要操纵中国的工业—想把那些老板们变做他们支配下的大头目，可是工厂老板像吴荪甫他们，也在并吞一些更小的厂家。[16]

　　秋律师用“大虫吃小虫”来形容扩张体系的普遍规律：“世界上的事，总是那么大虫吃小虫！”如果说吴荪甫是“小虫”，那么他似乎无法摆脱最终被“大虫”吞噬的命运。他感到“矛盾”，但他的问题在于并没有去认识扩张体系，而是进入到扩张体系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结果只能是遵照扩张的体系，以吞噬更小的“虫”来维持自身。所以，茅盾在小说中实际上呈现的矛盾并不是金融与工业的对立，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通过金融对工业以及对人的规训过程。

　　吴荪甫知道了赵伯韬在证券市场的阴谋后，他终于看清了金融监控的陷阱。他明白想要靠参与金融投机以及“民主”的实现来挽救中国的工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者所依靠的仍然是对消息的掌握，而消息被传播与控制的渠道（包括战事）来自更大的帝国。因此，吴荪甫感到了矛盾—“这一切矛盾都是来的那么快，那么突兀，吴荪甫好像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现在他清清楚楚看到了，可是已经拔不出来了！” [17]茅盾的前瞻性就在于他透过吴荪甫由民族工业的梦想到参与到金融投机活动的过程，呈现了帝国主义金融扩张的目的及其布置下的“民族－”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呈现了吴荪甫作为“民族工业家”的转变过程，他虽然意识到了金融市场的矛盾和陷阱，但仍然选择成为金融扩张体系的一部分，为自己吞并小工厂以及投入金融市场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也表明，金融扩张与监控在上海的活动具有更前卫的意义，其在殖民地区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

　　渴望拥有“铁掌”般权力的杜学诗认为，理想的生产分配模式应该在“政府的铁掌”的调配下，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能够使一切生产分配环节纳入管理当中。然而，杜学诗没有认识到，在帝国主义以资本积累和扩张为基础的“民族－”体系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必将被纳入到金融体系的收编与监控中，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因而，《子夜》实际上是呈现了中国民族工业从对“民族-”的渴望到纳入帝国主义金融体系的陷阱后不得不失败与转变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与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18] 。相比杜学诗的简单粗暴的“理性”权力逻辑，诗人范博文反而认识到“金钱”之恶：“唉，都是金钱的罪恶。因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因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了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因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挤到都市里来住龌龊的鸽子笼，把做人的性灵汩没！”[19]茅盾通过杜学诗与范博文对金钱的不同认识表明像杜学诗所宣扬的“理性”、“民族”的观念是缺乏辩证的。相比杜学诗对权力的崇拜，范搏文看到了金钱背后的积累和不断复制的欲望，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复制的辩证关系。贾森·里德（Jason Read）指出通过主体性以及主体性的生产，不仅仅是客观条件在复制行为中改变。例如，村庄成为一个城镇，荒野被清理为田地等。生产者也在改变，他们为自己带来新的素质，在生产中发展自己，改造自己，发展新的力量和想法，新的需求和语言[20] 。正如《子夜》中范博文揭露的“金钱”的罪恶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资本家在田园造工厂，农民拥挤到都市龌龊的鸽子笼。”这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同时是复制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生产者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欲望与不断复制的过程所带来的。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及上海与周边农村的经济关系中，看到了农村生产方式与农民的转变，并且认识到农村经济的破产实际上是与城市中的金融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联系并不是简单的“农村白银的外流或是城市工业的萧条”，而是在帝国主义生产链条下，生产新的主体性与主体性改造的必然。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乡村与城市看作一种旧与新的对立关系。应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主体性技术以及金融策略早就把乡村纳入到其规范体系的进程中了。

　　资本主义体系中，以金钱为基础的金融模式是以对剩余价值以及金融资本的预估为存在条件的。这当中“未来的虚构”力图塑造一种扭曲的现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投机”（用较少的成本攫取更大的利润）成为可能。这种投机建立在“未来虚构”的价值上，使人失去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能力，自觉进入和服从这种模式。无论是“工业资本家”、“地主”、“知识分子”还是“交际花”都蜂拥着进入这个循环。上海成为“金融的上海”，所有人的生活都与“金融”脱不了干系，正如茅盾所形容的－“工业的金融的上海部分在血肉相搏的噩梦中。”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由商品生产转向主体生产并逐步扭曲人的意识形态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去重视和考察小说中所呈现的“生产”本身带来的转变和服从模式，而只将斗争和矛盾视作意识形态层面的虚构，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茅盾在认识现实过程中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带给“上海”的“噩梦”。

　　在《金融文化：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的虚拟资本》一书中，马克思·海文(Max Haiven)分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剥削制度，以及资本生产活动从工人中提取剩余价值，并在流通中自我复制的过程。同时指出了当代经济学家认为银行、金融和投机可以创造价值的谬误。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有的价值都来自于劳动，来自于制造商品的交换，而金融是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实际上是根植于对剥削的剩余价值的猜想和虚构。金融领域就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场所用来进行资本家之间的金融合作以及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家可以借助金融的虚构资本在各种证券买卖之间的差异获得投机性收益。但由于金融没有产生任何实际价值，其财富与权力的增加就意味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实际在价值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通过这种方式，金融转变为资本生产与工人更广泛的剥削关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权力的形成[21] 。所以，《子夜》中吴荪甫宁愿建立益中公司把钱投入投机市场，也不愿意多给工人发工资。寻求与资本家在金融市场上的合作在“买出”和“卖出”（《子夜》中的“多头”和“空头”）之间获得投机性收益意味着更容易地获利方式以及成功后权力的加强。工人和小企业主以及投机失败者则更快速和彻底的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主义制度则由此建立了一个更广泛的剥削制度。

　　如果说金融市场所产生的是虚构的价值，那么，金融资本中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无法忽视金融的虚构性与想象、欲望的相关性，并且无法否认金融同样具有对现实的叙述性。马克思·海文在书中引述了玛丽·普维(Mary Poovey)的观点，她借鉴文学研究的方法，认为文学与金融一样，都不可能是对世界完全准确的描述，它们都不可能客观的呈现出事实。但虚构亦不可能完全是想象的虚假的部分，而是一种与文化和主体互文性（intertextual）的过程[22] 。虽然投机的行为建立在不确定性上，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收益成为受益者剥削的手段，也造成了欲望与想象的不断扩大的空间。虽然这种不确定的受益者只存在于掌握消息的权力者中，但金融的魔力就在于它的建构使所有人都把自己想象成自我的金融家，并接受不稳定、危机和不安全。而这也恰恰源自于虚构资本对现实的扭曲所带来的幻觉。在这个过程中，“消息”、“秘密”充当着“价值稳定”的介质。仿佛依靠“秘密”，一切不确定性、危机即可以消失。混淆现实与未来，把未来的估值当作现实，甚至认为可以制造现实，最终带来的是人的主体性的转变，也就是金融所带来的主体性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海文所说，金融是一种试图重新规划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病毒性代码。债务、投机和证券化，个人和社会再生产，自我技术、社会实践、形式的自由和创造力以及那些价值的语反过来又是金融化的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力量[23] 。因此，我们需要确证的并不是现实与虚构的分离，更重要的是通过虚构去寻找文学以及金融参与建构现实的过程。金融依赖于也生产于社会；也依赖和生产虚构在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层面。从这个方面讲，虚构也真正参与到了生活的规训中，与现实相互影响，而不是纯粹与现实无关的想象。它参与到了一系列文化活动、经济活动以及合作建构中，而这一切与小说形成了某种关于本质探索的联系。亦如马克思·海文所说，就全球经济而言，虚拟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小说，它是一种讲述价值的本质和全球循环的故事，反过来也塑造了这些过程[24]。金融化非但不受想象的控制，反而是代表了虚拟资本超越其他解释和想象，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塑造了所有社会类型行为者的想象力，规训他们的再生产方向，其中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再生产。而这正是虚拟资本转向社会小说的关键—关于世界本质认识的方式。这也是茅盾反对对未来的寄托，而要强调对现实的认识的原因。

　　《子夜》中的金融活动不仅仅是发生在交易市场，不仅仅是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争斗，而是参与到了日常生活中并且改变着身份、权力关系、制度等等与主体性相关的内容。同时，也将金融与文学联通在一起，共同呈现出价值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的认识过程。金融的本质－欲望、利益的驱动－使战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成为流通的必要渠道。而欲望与利益带来的危机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帝国主义的扩张。金融领域对资本积累和扩大提供舞台，使得资本进入更多社会再生产领域，既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也深入到更多的人际关系中，通过商品、流通控制生产进而控制人。这就是金融所带来的权力技术对人的身体、权力关系和主体性的改造，也是小说叙事要呈现的与金融活动密不可分的现实的认识过程。

　　吴荪甫与赵伯韬在证券市场斗争的最后一刻的前夕，交际花徐曼丽的生日宴会成为一众资本家最后的狂欢。繁荣的金融现象下掩藏的是沉闷的现实，强硬理性如吴荪甫也感到无法遏制的沉闷。茅盾通过热闹背后的沉闷，呈现出“理性”的重复机械和欲望的虚空与幻觉，带来的只有沉闷。他们渴望通过疯狂的娱乐来赶走沉闷，但当运动停下，沉闷随之复现－“他们不能静，他们一静下来就会感到难堪的闷郁，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就会狠狠地在他们心上咬着”[25] 。他们已被纳入到循环中，不能够停下来。在不断的循环流通交易中，目的和欲望的驱使，将人带入永不停歇的运动中。“工业的金融的上海部分在血肉相搏的噩梦中”，每个人都脱离不了干系。

　　茅盾在小说中把各种各样的元素集中在舞场或是证券大厅里，这里就像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投机的动作，金融的动作无法停下来，但继续下去也仍旧是无止境的孤独，难道现实不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呈现出来的吗？如何跳出这样的陷阱，不是每一个主体都在寻找的答案吗？革命的主体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逐渐成长起来。穆时英形容上海是“建在地狱上的天堂”，茅盾则说每个金融的上海人都在噩梦中。永远不会有必然到来的美好给予答案，一切都需要在现实中自己去认识。

　　[1] [18]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31页，第1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第1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 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孟凡礼、尚国敏译，第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