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盛行于小说史上的无名氏，今天转战荧屏。然而，无名这次不是作为单独的作家身份出现在文史上，而是作为从中华民国到今天的谍战英雄群像出现在民间心灵史上，活跃于从横店到影院的各色空间之中。

　　这不仅说明爱国爱党题材已呈现向纵深挖掘的趋势，也说明高智商的剧情演绎，才是符合观众情感的潮流。

　　一是作为潜伏的间谍，实现了职业生命的接力。梁朝伟饰演的员何先生与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以生死相搏的惨烈完成了接力潜伏，消除了日本人的疑心。

　　两人不死不休的搏斗，从用枪、用刀、用玻璃，到摔下楼，每一步都是死亡过招。

　　何以生命出演？那是因为在黑暗的角落一定有人拎着枪在看演出，容不下戏子的唱念作扮。

　　二是绝不拖沓的剧情，绝不浪纵的对白，绝不无限蔓延的爱情。一切保持张力，一切游离在语言之外。

　　不管是杀机四伏的抓捕与审讯，也只是几个割喉与地上鲜血流淌的镜头，有些死亡的讯息只是通过第三者三言两语的传递出来。

　　即使是爱情，叶先生与未婚妻芳小姐的对白更没有意料中的温柔与浪漫，而是以绝决的“我只想看到你死”而惊耸全场。

　　而机要员张先生对负责协助其工作的陈小姐的爱，却是从类似于监视的环节中体悟到爱的芬芳。而陈小姐对他的反应：那是工作，而且我有丈夫。

　　那些错开的情感经历，那些背道而驰的人生方向，既跳出了美女与英雄的传统框架，也跳出了观众对于庸常人生的理解.

　　三是对人性有了更深层更宽广的探索。电影对个人命运有着更为深刻的揭示，对于惘然迷乱的乱世流民，活下去就是幸运，那么，片中那所有基于活下去的选择，也就有了最为朴素的正当性。

　　唐部长知道汪精卫死亡之后，第一反应是想去蒋委长处经营退路；日本石原派的将军对叶生说，好象所有人都在找退路，而我想回去当个农民，或者什么也不做；叶先生表示自己没有团结的价值，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何先生说，我能活到今天，全是运气。活下去，成为所有人背后隐伏的基调。

　　从乡土这一点来看，软弱的机要员想在那块能看到漓江的土地上耕作，如果在和平年代这完全不会成为杀身之祸的；而日本石原派的将军想回到乡下种地，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里，也是触手可及的梦想。

　　因此，超越了派系与党争，超越了国界藩篱，抵达最真切的人性，有些东西都是可以共通的。比如对于乡土依恋，对于情感的追求，在平淡之中，有着悠长的幸福触觉。

　　基于此，影片有了比讴歌地下党更高远的意境，超越了歌颂某一具体的党派，也越过了对国境线肤浅的理解，而向着生命的本原靠近。

　　在这些具象的人物下面，真正在影片当中留下名字的没有几个，他们以张何李等不同的姓氏构建了一个无名的抽象集体，演绎他们如何被卷入战争洪流中，交杂其中的悲痛与欲望，飘零与死亡。

　　对道路的选择，从来都是一个极富个人色彩的问题。日本军人中，分为东条系与石原系，彼此缺乏认同；汪精卫特务机关中，既有的，也有蒋介石阵营的人；同在潜伏系统中，既有软弱的如机要员张先生，也有杀伐果断意志如铁的何先生……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因其个性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与命运。

　　在生死关口，有人刚性，有人软弱，电影并没有给予太多的评价。软弱如机要员的张先生，也有对爱的追求，能够因为臆想中的爱情而坚持着解放事业；有人或求正义，不惜作为起舞于欢场之中；有人在大义面前，并无立场，只有利益选择，如唐部长。

　　不同于手撕鬼子的高能量作品，谍战片的成功在于其有名或无名的主角，尚可踮着脚尖能完成影片所有的剧情设计。从电视剧《风筝》中，我们看到了同为潜伏情报人员对并非叛变的同志不得已而处置时的情义两难的纠缠；从《潜伏》中看到了身居情报副站长高位如何统筹全局；而在《风声》中，又可以看到潜伏的情报人员对敌人智力的碾压；《叛逆者》两代潜伏人员的接力，完成了信仰的星火传递。

　　可以说，系列谍战影视作品已经完成了对情报人员情商、智力、信仰的全方位塑造。而《无名》对这些经典之作，以借鉴的形式完成了对经典的传承，并有微微的突破。

　　如果说，手撕鬼子、能吃的手雷、超越子弹的弓箭等是对观众智商的过低评估，那么，到谍战片中除了正常人性的表现，如软弱、背叛的表现之外，还为其交代正常的人性情感流动。

　　有对同志的爱，有那错位的爱情，有生死相共的深情，有对叛徒的果断出手，有背离的友情，有貌合神离的亲情，还有人世间碌碌以求的功与利。

　　一部电影，传递着历史上的无名，是如何承载着人间最为浓烈的苦痛与爱的哀愁的。

　　看完电影，却不由想起晏殊的诗：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

　　我们生于浮尘，挣扎于乡土，日夜轮替，看四季更迭，看庭前花开花落，既喜天上云卷云舒，也叹时光长河里，人命如流水，万物易失如流沙，无一例外的都终将会走向属于自己的终点。

　　然而，幸有诸位无名氏，在乱世浮尘里，怀揣那些萦绕的悲喜，低声絮语传递那些属于每一个无力留名于正史的却也能够突破时间流水洗涤的无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