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电影内味到底是个什么味?平民影视天才影

时间: 2024-08-26浏览:

  今年奥斯卡,《爱尔兰人》十提零中,马丁·斯科塞斯坐在台下的复杂表情,一时成了刷爆各大社交网络的噱头。

  外界纷纷猜测马丁失落的个中缘由。一说好莱坞欺负马丁年老,话语权旁落;一说这是老牌院线资本对Netflix的故意打压;还有一说是业界对“漫威主题公园论”的刻意报复……

  这些说法都难免有失偏颇。诚然,马丁·斯科塞斯在美国电影界德高望重不假,但不受奥斯卡待见也是客观事实。从1988年开始,马丁之于奥斯卡,一直都是提名+陪跑的状态。为了纾解怒火,还在《赌城风云》中对奥斯卡评委会夹枪带棒地攻击了一把。直到2006年才总算靠《无间行者》拿了一回小金人,却仍被不少人嘲讽为“安慰奖”。

  《爱尔兰人》颗粒无收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黑帮片这一类型的不断衰落。虽说在20世纪创造过辉煌,但进入21世纪以来,黑帮片颓势愈发明显,渐渐青黄不接。毕竟艺术源于生活,黑帮于现实中式微,电影也难逃消逝的命运。

  任何形式犯罪的崛起,都离不开一个“穷”字。美国是移民,20世纪30年代初,意大利裔、爱尔兰裔、拉美裔等大量穷苦移民涌入,其权利、收入乃至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抱团取暖、成立帮派是唯一选择。

  黑帮的本质,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别于法律的地下秩序,短暂对抗周围的混乱。但这种地下秩序由于本身就内含不稳定性,失败是其宿命。

  艺术源于生活。经典的黑帮片,都表现出了这种宿命感。具体通常分为三种方式:崩溃、背叛与招安。

  “崩溃”体现的是主角价值观与外界环境的不兼容。《小凯撒》《疤面煞星》都是如此。《疤面煞星》中,主角虽然短暂成功,控制了毒品市场。却因为找不到人生意义,变得喜怒无常,得罪了所有人,最终惨遭刺杀。

  “背叛”讨论的是“可以同患难,不可共富贵”的人性弱点,涉及法律的收紧和黑帮旧价值体系的崩塌。代表作有马丁·斯科塞斯《好家伙》,德·帕尔玛《情枭的黎明》等。《情枭的黎明》中,主角出狱后,本想安心过小日子,却被律师朋友设计陷害,有种“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的悲凉;《好家伙》则更深入一层,直接挑明“谁都不可信,包括我自己”。

  “招安”则是最高形式的背叛。背叛者不再是具体个人,而是政府与社会,最为令人绝望,也最具宿命感。因此无论中外,最为经典的黑帮题材作品,都有“招安”元素在里面。

  《水浒传》中,英雄好汉们受到朝廷诱骗,立了功,受了招安,结尾却被卸磨杀驴。《美国往事》中麦克斯勾结警方,出卖发小,换掉身份重新来过。但斗争失败,旧事被翻出,唯有自决;《教父》中从维托到麦克,一路都在寻求政界和教会的庇护。尽管麦克最后成功上岸,可身边至亲或被刺杀,或主动离去,落得孤独终老,也等于把他这辈子的努力都否定了。

  这种“招安”情结,对应的是十大剧本类别中的“被制度化”。暗合的价值观是,底层个体无论怎么努力,都难逃命运左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犯罪分子为主角的纯黑帮片式微,一方面缘于美国RICO法案(《反有犯罪法》)的大规模推行;另一方面,跨国大企业逐渐整合了个体商户,严重挤压了黑帮的生存空间——雷德利·斯科特《美国黑帮》开头,老当家走进一家电器连锁商行,感慨世风日下,连呼“他们凭什么砍掉中间商”。看似在为老百姓鸣不平,但言下之意,却是再也找不到人收保护费了。

  老黑帮形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电影中又难免需要暴力。于是“神秘跨国资本家雇佣的打手”这一类反派形象开始登场,并与彼时大热的功夫片合流。成龙、李连杰、杰森·斯坦森等人的电影中常有此形象。譬如《红番区》中,反派为了抢一包钻石,指使一群穿黑色西装的俄裔杀手当街炸车——此类形象迎合的是观众对跨国资本的恐慌心理,真实性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不用考虑真实性,《盗火线》《速度与激情》《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一类“抢匪电影”和“杀手电影”也逐渐流行。相比口音、用词、服饰、做派都要做深入研究的老派黑帮片,观众对抢匪和杀手明显宽容得多,只要人物够帅、够酷,场面够大即可。007系列没了冷战背景加持,越拍越离谱,个中逻辑也是如出一辙。

  影片需要暴力,所以暂时借了黑帮的概念一用,至于合理性先行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看,黑帮片已经从一种主流类型片逐渐变成了装盘的点缀。

  被边缘化并不是最惨的。当一个阶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却仍在流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那么等待它的命运就只能是被解构。

  科恩兄弟和昆汀最擅长解构之道。《米勒的十字路口》是这种解构的开始,主角动机不明,没有长期目标和世界观,只是被动地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其实只是借了张黑帮类型片的外皮,内核探讨的是存在主义。

  科恩兄弟爱和观众开玩笑。其监制的美剧《冰血暴》第二季中,黑帮老大不露形象,以墙上黑影的形式出现,慢条斯理地发号施令,颇具神秘感和力量感。

  结尾处,敌对帮派终于被剿灭,无所不能的黑人杀手满心以为能够得到提拔,此时老大终于姗姗来迟——一个外表平平无奇的中年秃头男——给杀手分配了一间办公室和一台打字机,还要求其换个发型,学点会计知识。老大离开后,杀手一脸懵逼的表情,构成了绝妙讽刺。

  科恩兄弟镜头下的黑帮分子依然具有传统的荣誉感,之所以显得滑稽,只是源于时代变了,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昆汀则更进一步,不仅丝毫的尊重都不给,反而加入了不少侮辱成分,直接否定了维系黑帮的所有文化基础。

  《真实罗曼史》中借老警察之口嘲讽“意大利人是黑鬼的后代”,一个反杀了詹姆斯·甘多菲尼所饰的黑帮高层;《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凭借一把日本刀,如砍瓜切菜一般团灭了整个日本帮派;《低俗小说》全片充满了调侃,黑帮分子全无动机可言,行为言语近乎白痴……

  以侮辱的手法来解构文化现象,昆汀可以说是全球独一份。于他而言,除了对“歧视黑人”和“洗白纳粹”这两条西方正确底线有所忌惮外,余者皆可侮辱,皆可解构。

  “解构”需要奇诡才能,并非人人能办到。昆汀和科恩兄弟都拿过金棕榈大奖,是少有的电影天才。进入21世纪后,对于大多数导演而言,黑帮片完全成了鸡肋,食之无味。但作为呈现商业片“性和暴力”秘诀的最佳题材之一,弃之又着实可惜。

  于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出现了一批非虚构传记片,代表作有《豪情四海》《美国毒枭》《美国黑帮》《杀死那个爱尔兰人》《高蒂传》等。

  文艺从业者总有种迷信,觉得取材于真实事件和人物的非虚构作品,其力度、批判性会天然超过虚构片。但这只是种错觉。故事的最大意义之一是赋予生活以规律。虚构也好,非虚构也罢,都涉及将生活碎片打乱重组的过程,并无明显边界。相比之下,非虚构所受限制只不过更多一些。

  以《美国黑帮》为例,其取材于非裔毒枭弗兰克·卢卡斯的真实生平,从片名就可以一窥导演的野心。影片为了营造史诗感,开头点出跨国公司对个体商户的挤压,中间又切到越南战场上。为了表现出越战对美国社会道德的破坏作用,不少镜头还致敬了《现代启示录》。

  影片前半部分中规中矩,最大败笔在结尾:警察逮捕了毒贩,毒贩供出了同伙。多年后,毒贩被释放,和警察两人手捧咖啡,并肩走在五光十色的纽约街头——这一切实在过于和谐。黑帮片居然能拍出大团圆结局来,自然不可能伟大了。

  不仅如此,大多非虚构黑帮片还有“贪多”的毛病。如《美国毒枭》《杀死那个爱尔兰人》等,又要聊童年阴影,又想探讨破碎的家庭关系,又要表现主角的成功坠落史。流水账一般顺着时间轴拉下来,没了重点。

  《教父》和《美国往事》之所以经典,在于用了悬疑片的技巧,通篇聚焦于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背叛了我们?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个点上,反而无意中接受了背后的时代细节。

  早年香港拍黑帮电影,一度也爱以真实人物为蓝本,如《跛豪》《雷洛传》《四大家族之龙兄虎弟》等片都颇受欢迎。但其共同的成功要诀是“快”。真实事件从发生到搬上银幕不过十来年,社会的基本面还没变。观众进入电影院,与片中的英雄好汉共情之余,也对自己的生活完成了一次缅怀。

  进入21世纪后,时代变化,观众也换了一茬。这时再重拍《树大招风》和《追龙》,味道就不太对了。毕竟社会早已不再是以前那个社会。

  马丁·斯科塞斯拍黑帮片也爱从非虚构中找灵感,但总算赶上了黑帮文化由盛转衰的70-90年代末班车(RICO法案于1970年开始推行),这也是“快”的表现。

  但如今已经是2020年,工会斗争、刺杀肯尼迪和猪湾事件等,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只是课本上的几个空洞符号。代入感几乎无从谈起。

  此外,《爱尔兰人》虽然长达三个半小时,但对于原著承载的信息量(几乎是整个美国当代史)而言,还是颇显局促了。这本书更适合的体裁恐怕是剧集,而非电影。

  不过,马丁拍电影颇爱用画外音推进叙事。《好家伙》《赌城风云》等片都是如此处理。这种手法能大大给影片“扩容”,增加信息量。但坏处也很明显:观众代入感被严重削弱,没法一直跟着主角的情绪走,只能随着主角的视线去被动观察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如此一来,观众的直接观感就是:主角本人动机感很弱,一直被外力推着向前,做什么选择都是“没有办法”,直到最后崩溃。就好比《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名句:

  这种遗憾同《美国往事》《教父》等有截然不同。招安也好,背叛也好,毕竟都是努力后的落败。每个人都有想得而不可得之物,因此都能理解这种情结。但《爱尔兰人》却充溢着一种看破红尘的遗憾,几乎是从哲学层面上否定了生活和拼搏的意义——反正人活一生,终究是尘归尘,土归土。

  其实30年前的《好家伙》中也展露出了这种负能量苗头,不过雷·利奥塔的蓬勃朝气还是掩盖了全片的丧气。但在《爱尔兰人》中,马丁执意启用乔·佩西、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这三个年龄加起来将近240岁,行动都成问题的老将,并不惜采用成本奇高的“面部减龄”技术——这种执拗,其实也是为了让技术同影片的思想形成互文。

  尘归尘,土归土,诚然这或许就是生活的真相,但观众看电影,多少还是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这恐怕也是马丁·斯科塞斯一直不太受商业属性强烈的奥斯卡待见的缘故。

  更别提《爱尔兰人》原著是自述体——只有在缺乏交叉求证的手段时,记者才会如此处理文稿。面对记者,弗兰克·希兰模糊掉自己的私欲,把一切都推给大环境,有很明显的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在里面。

  作为一整个类型的回光返照,《爱尔兰人》被无数怀旧的影迷寄予了厚望。但过时、丧气、体裁受限。这是《爱尔兰人》绕不开的三大硬伤。评委会一点面子不给,虽说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不管拿没拿奖,这部电影的出现,都是观众的幸运。自从电影工业产生以来,电影有专门拍给小孩的,有拍给年轻人的,也有拍给中年人的,但却唯独没几个人以老年人的视角拍过电影。

  《爱尔兰人》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填补了这个空白,复刻了一个时代。为此Netflix支付了将近两亿美元的代价——这种赔本买卖,想必以后不会有谁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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