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常识很简单，比如阅读历史时应该与历史保持距离、文学不应该被死板的阅读理解夺去乐趣、法律可以也必须在不完美的世界里持守正义，等等。

　　在日常中，当带入情绪与思考习惯时，我们时常会将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忘记。但幸好，我们还有这些书籍。

　　在本期书单里，有试图突破线性历史与宏大叙事的优质历史书，有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写下的回忆录，有将美国几十年历史通过个体经历展现出来的磅礴著作，有这个时代亟需的不功利不过度解读的文学体验之书，也有醉心于伊斯坦布尔风情的摄影师拍下的摄影集……

　　我们对历史的着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历史是由“故事”组成的。不管是历史中的故事还是在影院里的漫威电影，大都遵循着同样的法则，第一幕是起源，第二幕是发展，第三幕是遇到困境以及对困境作出回应。

　　不管最后成功还是失败，主角是“正派”或“反派”，被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身上都被不断地叠加着后世的标签与价值判断，让过去的时代变得失真。

　　此外，对“故事性”的本能偏爱，让我们时常瞩目于历史发生剧变的瞬间，忽视了剧变与改革背后的制度如何形成。

　　赵冬梅教授的这本《法度与人心》是试图跳脱出前人聚焦于重大事件与人物的编年史体系，用更宏观的角度阐释中国历史变迁的著作。

　　如果按部就班的历史书让你厌倦，你可以翻开这本《法度与人心》，去看看在中华文明的流变里，人如何一点一滴自觉或不自觉地改造与塑造制度，制度如何一点一点地改造了历史当中的人。

　　野心首先体现在袁凌视角的转变。在这本书之前，袁凌的非虚构创作大都聚焦在边缘与底层群体，他写他人时，将冷静的叙述发挥到极致，近乎素描般的文字刻画出了时代中我们不曾关注到的角落。当视角转向他自己时，他的笔触并没有变得柔和与夸饰，而是一如既往地“冷”，也正是这样的冷静，让他的自传显得真实且珍贵。

　　野心也体现在他的坚持，袁凌的写作，从来都是从个体身上见到时代。在这本《在别处》里，他从他自己的历程里，窥见了时代的转变。他从北京的生活开始，之后回忆起自己生活的乡村和县城。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袁凌说：“我以为我的梦结束了。不料在第二天又做了新的梦。”这是一个恰当的结尾，因为重述必定意味着对现实无法尽数还原，但现实就是从一个梦奔向另一个梦的历程——这个现实里，有袁凌，有我们，也有脚下的这片土地。

　　李鸿章与袁世凯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们在清朝的最后章节出现。在我们的印象里，一个是乱世之能臣，一个是借乱夺权的“小丑”。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说，研究历史要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这种同情与理解，是保持距离后，去看大历史中的人物抉择背后的“不由自主”。作为一个当下的、在日本的学者，冈本隆司很好地保持了“距离感”。

　　就像在评价袁世凯时，冈本隆司说：“袁世凯本人的上升期和没落期，并没有太大区别。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也是如此。变化的是他的立场和时代风潮……袁世凯率直的言行体现出了地方官的冷静和果断。然而一旦风潮形成后，这种率直反而暴露出了作为一名元首的丑陋和腐臭。”

　　本书值得一提的还有后面的参考文献，作者很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文献，入门者与研究者都能在这些文献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土耳其）阿拉·古勒 著，邓金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2020-11

　　阿拉·古勒1928年生于伊斯坦布尔。1950年，他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由此开始了对伊斯坦布尔超过半个世纪的记录——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拍摄工作描述为新闻记录，而不是艺术。

　　“1950至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那里的大街、便道、店铺和脏兮兮的没人管的工厂，那里的船只、马车、巴士、云霭、私人出租车、公共出租车、楼房、大桥、烟囱、薄雾和人，还有隐匿其间难以一眼看透的灵魂——没什么能比阿拉·古勒的照片更好地记录、保存和保护它了。”在为这本《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所作的序言中，古勒第一铁粉、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写道。

　　在阿拉·古勒的镜头下，男人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咖啡馆玩牌（间或有渔民在咖啡馆里修补渔网），失业的男人在酒馆喝酒，女人们倚在半掩的门口眺望街头，孩子们跑来跑去，水果小贩推着他们的手推车满大街招徕顾客，船夫划船把伊斯坦布尔的人从金角湾这头运到另一头，上班族一大早就在等加拉塔大桥放行……他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城市景观，更是穿行在城市这个巨大布景之间的人。

　　在这些人的面孔、表情和身体语言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可以被称为“生命感”的东西，也因此忽然领悟了鲁迅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

　　卡夫卡、毛姆、菲茨杰拉德、契诃夫……这些文豪的名字和作品我们见过无数次，但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总是很难真正地进入。

　　或许是因为他们自身带着光环，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国别不同，又或许是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阅读理解”训练让我们与文字产生了隔阂。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很难真正地去“体验”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前副主编、《新知》主编苗炜在这本《文学体验三十讲》里，熟稔地将文学作品与个人体验结合起来。从作品改编的电影聊到文本，从一个画面聊到一首诗的意象与文学作品带来的感受……这种娓娓道来讲述文学作品的方式正是当下所稀缺的。

　　[美]米切尔·祖科夫 著，杜先菊 译， 新经典·九月｜文汇出版社，2021-1

　　只要你活得足够老、记忆足够好，一定会记得2011年9月11日这一天发生了什么：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被两架由劫持的飞机从中间撕裂，随后轰然坍塌；还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一架飞机恐袭任务失败。从此，世界被划分为“9·11前”和“9·11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变成了历史，而历史，据说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已有整整一代美国人对“9·11”不再有直接记忆，它正在渐渐沉入历史的深井。

　　也因此，当年参与《波士顿环球报》“9·11”事件报道的米切尔·祖科夫用这部厚达500多页的非虚构作品，希望为人们留住记忆，并且为那些直接受到事件影响的人填上名字——他们包括遇难者、幸存者及其家人。最“著名”的遇难者可能是那位被拍到照片的“坠落的人”，但即便是他，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无名氏。

　　对读者来说，虽然预先知道结局，但随着作者的描述回到事件发生前，看着那些有着各自的生活和故事的人物登上再也无法返航的班机，仍抑制不住地为他们的命运揪心；而参与紧急救援的纽约消防队长杰伊·乔纳斯和他带领的第六云梯消防队的队员们最后安全脱身，也让人长舒了一口气。

　　至今，和其他人一样，杰伊·乔纳斯仍有着作为幸存者的内疚感。所以，毫不意外，书末附上了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否则，在作者看来，这本书就不完整。

　　罗翔作为一个“网红”，我们所见的他大多数是在段子式的视频和截图里，他的“法外狂徒张三”可能是2020年最火的虚构人物。

　　这本《刑法中的同意制度》是罗翔2012年的旧书再版。八年之后的再版，因为罗翔的突然走红和社会对女性境遇关注的增强变得特殊。

　　它是一本严肃地在刑法架构下讨论何为“同意”的书。同意本身就是一个规范的概念，而非心理概念与事实概念。

　　性侵案的本质就是越过“同意”，去侵犯他人。更多人了解了“不就是不”这样的概念以及它的法律含义之后，我们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与他人不受到侵犯的权益。

　　《下沉年代》的作者乔治·帕克是《大西洋月刊》的专栏作家，也曾为《纽约客》供稿。这本《下沉年代》是他对美国社会的白描，平静的叙述下暗流涌动，就像一部精彩的小说。社会剧变从来不是一瞬，而是一点一滴汇集的。

　　在书中，帕克既写顶层人物（比如当时还是议员的拜登、说唱歌手Jay-Z、作家雷蒙·德卡佛），也写底层人物（比如工人和农民）。有人说这本书是《光荣与梦想》的续篇，将美国近些年的变化通过各类人物的命运沉浮勾勒出来。用帕克的话来说：“一切都在改变，没人能够幸免……解体之声，是在装配流水线的噪声中被说出的笑话；是拉上隔离世界的百叶窗后发出的抱怨……是在电话里做成的一笔笔生意；是当深夜降临，卡车在黑暗中驶过时，人们在前廊上做着的响亮的梦。”

　　《弃猫》是村上春树的新作，它的篇幅短小，但多条线索层层缠绕，宛如一个微型迷宫。它首先讲述了“战争记忆”，展示了村上春树的父亲村上千秋如何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佛教徒被迫参加侵华战争。

　　战争的残酷体验烙下可怕的印记，对此的反思与内疚伴随了父亲的一生。或许受此影响，对无缘无故的恶的警惕、对个人意志融化于暴力装置中的恐惧，这些因素频频出现于《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中，成为“鼠”、冈田亨与田村卡夫卡抗争的缘起。

　　在此之外，“遗弃与理解”也是《弃猫》的重要主题，我们从中看到村上千秋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史，从寄养于寺院、求学，到从教、成婚、老去。村上自称与父亲的关系长期冷淡，他的小说中也基本缺失“原生家庭”的成分。但最后，他仍然要去重新发现父亲。

　　弃猫记忆可谓是父子关系和解的象征：猫奇迹般地回来了，父亲“感到叹服并松了一口气”，曾经几近被遗弃的伤痕愈合了，而村上春树则在这一回忆中，开始理解不愿意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父亲的人生。

　　1980年11月，旅行文学家保罗·索鲁第一次来中国，和美国团友们“享受”了一趟豪华版长江之旅：旅费高达1万美元，包括船员和服务员，共有102人为他们这个33人的豪华团服务。正如他所说，“一路坐火车才是旅行”，他并不喜欢这种旅行方式。

　　1986年保罗·索鲁再次来中国时，他决定“默默记录，少说话，不停地行走，让火车把自己带到中国的各个角落”。这一趟火车之旅，被他记录在《在中国大地上》一书中——其原版书名“Riding the Iron Rooster”即“骑乘铁公鸡”更为知名。所谓“铁公鸡”，就是“不停喘气、滴水、冒烟”的蒸汽机车。

　　旅行作家赋格一直有个疑惑：索鲁在书中记录了如此多的对话，甚至“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样的市井俚语都记得一清二楚，他究竟怎么做到的？赋格在《对世界的感受——著名旅行作家访谈录》里找到了答案：索鲁在旅途中一贯保持亢奋，每次与陌生人交流，对方一消失，他就冲到自己的铺位上巨细靡遗地记下刚刚交谈的内容。他的好奇心，堪比间谍。

　　在旅途的终点，索鲁写道：“这趟中国之旅是如此漫长，使我耗尽心力，于是到最后，它已经不再是一场旅行，而是成为了我的又一个人生阶段。结束这次旅行时，我感到自己即将踏上的不是归途，而是一条离别之路，内心充满了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