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宝新:“新师范”的三重含义与建设路径,教
发布时间: 2024-05-08 本站作者 【 字体:大 中 小 】 浏览: 次
龙宝新,陕西洋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指出: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要“强化师范院校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广大师范生、教师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复兴师范精神已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的鲜亮主题。无疑,“新师范”绝不是传统师范精神的再现与翻版,更不是对当今教师教育体系的否定,而是在新时代、新理念框架下重新定位师范教育的方位,觅回师范教育的初心,使其激流勇进、与时俱变,力争成为实现中国人民福祉、塑造中国时代精神、助推中国迈向世界的教育引擎。
1926年,陶行知针对民国师范教育的弊端,首倡以“自新”“常新”“全新”为精髓的“新师范”概念,[1]意味着中国旧师范进入被改造升级的新阶段。在新时代,面向“新师范”的改革行动一定是新理念引领、新目标追求、新体系建构的三位一体,对其科学的定义方式是历史定义、本质定义与时代定义的有机耦合。其中,历史定义旨在立足历史流变及其必然性来锁定师范教育的情境性蕴含,本质定义旨在阐明当下师范教育的实质性蕴含,时代定义旨在理清当代师范教育的应然性蕴含。三重定义方式叠加耦合,才能赋予“新师范”以稳健而又充实的恰切定义蕴含。
“新师范”绝不应该成为一种表述形式的简单翻新,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蕴含,站在师范教育进程与链条上来探寻其历史定义,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点上诠释“新师范”的质变点,无疑是实事求是地定义“新师范”内涵,捕捉“新师范”特质的一种最佳思路。在当前,师范教育已经走过了“传统师范”与“教师教育”两个重要历史阶段:在“传统师范”阶段,师范教育解决了教师培养的专门化、国家化问题,而在“教师教育”阶段,师范教育解决了教师培养工作的开放化、一体化问题。与之相应,“新师范”诞生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对“传统师范”与“教师教育”的双重超越:其一,在弘扬“传统师范”的“师范精神”优势基础上,实现对其视野狭小、单打独斗、“阶段性终结模式”等缺陷的超越;其二,在弘扬“教师教育”的“开放精神”“持续性终身模式”优势基础上,实现对其精度不够、高度有限等缺陷的超越。一句话,传统师范教育解决的是“专门设置”问题,教师教育解决的是大教师教育“系统搭建”问题,而新师范教育解决的是教师教育“性能升级”问题,其实质是着生在陶行知“新师范”改革延长线上的“后师范”。我们清楚地看到,进入教师教育时代,师范教育精神内核正面临被耗散的风险:中师的停办让师范教育失去了原生精神家园,教师选聘社会化取消了师范院校的特权,师范大学综合化降低了师范教育的纯度,师范办学市场化弱化了“人生楷范”型教师的培养力,教师教育大学化加剧了“学科”与“教育”间的双专业性冲突······为此,当代师范教育面临着精神重聚、内核重建、体系重塑的历史挑战,“新师范”应声落地,宣告“后教师教育”时代的启幕。可以说,在“后教师教育”时代,我国其面临的师范教育现状是:师范院校不再具有独霸性、纯粹性、专属性,而将由一个教师教育新体系,即“以国家教师教育示范基地为引领、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发展中心为纽带、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取而代之,由此面临与中小学联手、与综合大学联合、与区县教师发展中心联动的新形势、新要求。“后教师教育”时代期待新师范精神的重建来克服大教师教育体系的精神缺陷。如何在开放化、一体化、多样化教师教育格局中汇聚师范教育的精魂,提升师范教育的精度,夯实师范教育对整个教师教育体系的主导力、主体性与话语权,就成为师范院校“新师范”建设肩负的历史使命。站在师范教育变迁的历史接口上,我们清晰地看到,“新师范”的历史功能定位一定是:重温“爱国、育师、强教、树人”的师范精神,彰显师范教育的主导功能,升级师范教育的专业性能,真正肩负起“造就人格楷范式教师”“成为其他育师机构范本”的两大使命,着力培养能够为学、为事、为人示范的新时代“大先生”,敦促师范教育实现从“造就专职教师”向“造就人格之师”、从“普通教师教育机构”向“教师教育示范型机构”的升级再造。这就是“新师范”的第一新生点。
历史定义只能赋予“新师范”以自然内涵、功能蕴含,而不能阐明其实质内涵、本真蕴含,本质定义才是历史定义的共性蕴含。在当下,要肩负其师范教育的历史责任,师范院校教育行动的直接入手点无疑是造就卓越教师,能否优秀地完成这一使命,事关“新师范”建设的成败与存亡。从这一角度看,“新师范”的实质定义理应是:面向卓越教师培育的改革行动,致力于创造更专业化的师范教育。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指出,卓越教师是“教育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人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其关键素养构成是:教育情怀、专业功底、教学创新、综合育人与自我发展能力。与之相应,“新师范”是以造就具备这五项关键教师素质为根本职责的新型师范教育形态。为此,其本质蕴含是:将高尚师德与教育精神放在首位,视为教师职业的灵魂,真正将“身正为范”的传统师范精神弘扬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上来;将教书育人知识能力培育视为师范教育的立命之基、立根之本,真正体现“学高为师”的师范精神与“能力为本”的专业精神;将专业生命力延绵视为教师职业的命脉,用持续发展、终身学习、反思创新缔造更强大的“教师专业自我”。从这一角度看,新师范建设的重点是:大力提升师范教育的师德教育力、师能发展力与自我创新力。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教师培养工作的内核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在师范教育始建时期,学科知识基础是教师培养工作重心;在师范教育专业化时代,教育专业知识成为工作重心;在新师范教育时代,精神塑造、追求卓越、创新发展成为师范教育的新支点、新内核。正如学者所言,在新师范培养目标制定上,理应实现“从强调学科基础到重视综合素养及追求卓越”[2]的转变,这一转变是教师培养逻辑使然。与之相应,当代“新师范”的本质定义必然是造就卓越的“人师”、创新发展的“经师”与自我升级的“自师”,其要造就的新型教师一定是适于“为人之师”、善于“教人之师”与精于“以我为师”的真正良师。
历史是“新师范”的情景定义者,理想是“新师范”的未来定义者,在历史态与理想态的中间地带来探求“新师范”的时代定义具有其内在合理性。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师范是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师范教育形态,其肩负的时代使命是:致力攻克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要与不发达、不均衡的教育现状之间的矛盾,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最先进的师范教育服务,充分发挥新师范作为优质基础教育的“工作母机”功能。中国当代是迈向全面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是全力赶超世界一流的时代。与之相应,它需要的是基于“原始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的师范教育,需要的是基于“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支持的师范教育,需要的是基于教育发展“新动能、新增长极”[3]的师范教育,需要的是“牢记人民幸福福祉、心系人民生活质量”的师范教育。由此可以推知,“新师范”的时代定义是立足于智能驱动、创新驱动、人民中心的高端师范教育,其时代使命是:致力探寻师范教育发展的新动能、新方位与新增长极,努力创建当代中国人民最期待的师范教育新形态。进而言之,这一全新师范教育形态的三个新生点是:其一是与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耦合,努力实现师范教育的智能化、信息化;其二是将观念、制度、模式、思维等发展要素创新视为师范教育的核心动能与发展命脉,在推陈出新中促使最优质、最适合、最先进的师范教育形态形成;其三是牢记人民中心的教育质量标准,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来办师范教育”的原则,努力实现当代师范教育的中国化、民本化。在这一意义上,“新师范”不是传统师范与教师教育的外延扩展、重组再构,它更注重丰富的时代蕴含与时代特质,高理念牵引、高技术支持、高价值观引领是“新师范”最具个性化的“三高”蕴含。诚如学者所言,“新师范”的时代意蕴是“将做人的教育贯穿师范教育全过程”,是“积极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新文化”,是“探索‘师范教育+’的复合专业建设以及学科专业课程的融合”。[4]如若隐去了时代使命、时代精神、时代主题,当代中国师范教育的蕴含不仅是抽象、乏味、干瘪的,更是缺乏感召力、变革力与创新力的,由此将“新”字的意义理解局限在“形变而神不变”的浅层水平上,最终只会加深当代师范教育发展的内卷化态势,偏离了重振“新师范”的原本意图。
在后教师教育时代,“新师范”承担着统整教师教育系统、造就卓越教师、创新师范教育内涵的艰巨使命,与之相应,内核重构、动能重整、系统重塑是“新师范”不辱使命的行动方向。学者指出,“教师教育呈现出既具有内部性又具有外部性的显著特征”。[5]对新师范而言,内部性特指其内部结构构成的属性,尤其是其理念与架构的先进性、专业化水平;外部性特指其对基础教育以及整个社会教师需求的响应水平与满足程度,其对师范教育服务对象所产生的能动作用大小。在当代宏大教师教育体系中,师范教育是通联所有教师教育机构的立交桥、连心桥,是助推整个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引桥、拱桥,是构建理想教师教育体系的天桥、彩虹桥,其神经中枢与引领范导功能异常明显。基于这一全新功能定位,我们相信,建设“新师范”的理论架构是:以弘扬“中华师范精神”为理念支点,以教师教育系统内能统整与信息科技赋能为手段,致力打造高性能的师范生成长立交桥。
师范教育重振的基点是师范精神的进化升级,师范精神重建是“新师范”建设的灵魂工程。在教师教育一体化、开放化、大学化时代,我国过于关注教师教育体量的扩张,过度重视教师教育理论的供给,却遗忘了现代师范教育中最为关键、重要的特质构成———师范精神,即在师范生身上造就“可以师法的模范”[6]品性。中国师范教育之所以生命延绵、持续生长、撼动世界,其根本原因就是师范教育、师者品性中承载的中华师范精神,能否让“中华传统师范精神”强势回归、应势重建,决定着当前我国新师范生命力的强弱。西汉杨雄在«法言·字行»中言道:“师者,人之模范也”。从这一意义上看,“师范精神”是指“可以为人楷范”的教师培养质量标准,其蕴含的精神内核是:师范院校应该造就出堪为国人、世人的做人范本或标杆的旗帜型教师,堪为学生为人、为学、为事楷范的“大先生”,应该面向这种教师新范型而调整培养目标、思维与线路。显然,这一新范型聚合了现代优秀教师核心品质,它是最理想教师人格形象的具体体现,是综合性教育影响力最优的教师新类型,是能够引领时代、文化与潮流的教育先驱者,是韦伯所言的“伦理先知”与“楷模先知”的共同化身。在历史上,国人对“师范”的经典诠释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它意味着:真正教师的两大核心素养构成是知识水平与道德修养,博学通达、为人师表是师范精神的原初意义蕴含。进而言之,在当代中国,“师范”一词承载的人格形象首先是“中国人”形象,是“世界中、历史中的先进中国人”形象,其次是掌握通达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教育专业知识的“现代中国人”形象,最后是新生一代生活圈子中的“人生导师”形象。更通俗地讲,“师范”的本土化表达就是“教师的‘范’”,身上有无教师的“范”、教师的“样”、教师的“气质”是评判一名教师本真品质含量的最直观标准。在这一意义上,师范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卓越人格、专门知能、尚真求美的“真教师”,一批可以“行为世范”“堪为师表”“范导社会”的优秀教育人物,是能够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担当起“民族复兴、教育强国”大任的“四有”好教师。概言之,当代中国师范精神的内涵是家国情怀、职业使命与师德品性,将之融入师范教育的机体与细胞,使之成为凝聚师范教育事业的魂魄,成为师范院校改革发展的指针,正是新师范建设的全新理念之基。
在当前教师教育改革背景下,师范精神与国家精神、大学精神、专业精神紧紧交合在了一起,对其内部关联进一步理清是凸显师范精神的客观要求。首先,在教师教育大学化、综合化进程中,师范精神被大学精神所遮蔽,学者似乎认为:大学精神是高于师范精神一筹的一种教育精神,甚至认为师范精神只是大学精神、大师精神的附属品或次生品。其实,师范精神才是大学精神的源头,因为从大学演进史来看,多数大学的前身是师范大学,其治学理念正是造就精神楷模、范导整个社会,而追求至高真理、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精神只是师范精神的产儿罢了。其次,在教师教育国际化中,我国师范教育的国家精神受到了冲击,学以报国、教以济世的教育精神被弱化,师范教育实践中对“通用专业知识技能的追求”压过了对“国家民族身份意识的关注”,为此,重提教育报国精神,唤醒民族意识自觉,强化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教育,夯实师范生的国家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教育,是新师范建设的精神旨归。最后,在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中,专业精神、专业态度、专业理想教育部分取代了师范精神教育,导致师范精神内涵的虚化,因为教师的专业精神、专业态度、专业理想都只是师范精神的碎片或片段,如若缺乏在“人格示范”层面的统合,师范精神终将会在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中消解。基于这一分析,统整国家精神、大学精神与专业精神,促使新时代中国师范精神的内涵重构与强势回归,是新师范教育康庄前行的全新精神基石。
“新师范”建设最需要的两大支撑是精神导航与动能激发,前者确保了建设的方向,后者提供了建设的动力。新师范建设的“新动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能聚合,一个是科技赋能,二者合力叠加,就能够保证新师范建设的快速发力。当代我国教师教育是一个以师范教育为主体、为统领、为心脏的宏大教师教育系统,如何增强师范教育对整个教师教育系统的主体性与统摄力,将分散在各个教师教育机构与环节的教师教育力量聚合起来,就显得颇为重要。为此,在新师范建设中,师范教育不仅要发挥其在各类教师教育机构、师范生终身专业成长的立交桥作用,更要扮演好其作为教师教育机体中枢神经的整流器、聚能环角色,全力提升整个教师教育系统“造就大国良师”的育师功能。
一方面,师范教育要在教师教育系统中发挥内力聚合作用。对师范院校而言,教师教育系统其实包括两个子系统:其一是内系统,即由直接参与教师培养的机构,如综合大学、教师培训/教育学院、县区教师发展中心等构成的教师教育子系统,师范院校本身就归属其中并位于统领地位,该系统性能优化面临的主要是培养责任分工与一体化联动问题。其二是外系统,即由那些支持师范院校教师培养工作的相关机构,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企事业单位构成的教师教育子系统,该系统性能优化要解决的是教师培养工作环境优化问题。在新师范建设中,针对内系统建设,师范院校要以先进教育理念、教师发展理念、教师培育模式研发为切入点,大力提升自身在教师教育联合体中的话语权、领导权、专业权,深化与其他教师教育机构间的分工合作与专业协作,提升自己对教师教育机构全局的把控力与主导力;针对外系统建设,师范院校必须善于争取相关机构的认同与支持,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专业倡议,为其提供先进科学的服务建议,引导外部教师教育资源的持续注入与社会舆论的正向建构,为整个教师教育事业营造健康、积极、有力的发展环境,防止各种非专业观念与文化阻滞教师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师范教育要在师范生职业人生成长中发挥内力凝练作用。在教师教育终身化背景下,师范生一生都要接受各种形态的教师教育,师范教育仅仅是“其一”而已。毋容置疑,在师范生职业人生中,师范教育发挥着奠基培元、储备潜能的独特作用,脆弱、肤浅、内卷的师范教育只会让师范生的职业人生迷失方向、不堪一击、失去光彩。进而言之,师范教育发挥着将师范生的人生选择导向教育事业,为其专业素养提供系统训练,为师范生职后发展提供坚实胚基的特殊功能,用四年师范教育来牵连师范生的职业人生是师范教育担负的专门职能。为此,新师范建设中必须考虑三点:其一,帮助师范生做出理性而又审慎的从教选择,帮助其树立终身从教、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为其一生从教提供永恒的动能之源。其二,为师范生提供精心、精专、精准的专业训练,夯实其终生从教的专业航母,培养其终生有用的专业核心素养,如专业批判力、创造力、想象力、学习力、人格力等,使之成为职后成长的“专业基因”。其三,帮助师范生规划职业人生,夯实职业理想,培植职业品格,弘扬师范精神,将师范生顺利带入职后发展的快行道,缩短其职业成熟成功的周期。
新师范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一样,都有其共同的时代属性,这就是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时代,将信息科技、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师范教育各环节中去,构筑师范教育与信息科技间的深度耦合之势,是科技赋能师范教育的时代内容。所谓“人工智能”,就是“人类通过基于网络或程序研发的能模拟或超越人类智能(包含高级情感),通过借助人类操作或独立工作而胜任复杂工作的一类机器或程序。”[7]在当前,人工智能对人的自然智能的模拟已经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师范教育的许多简单工作领域都可能部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作业管理、虚拟训练环境创设、学情分析诊断、教学效果评价等,甚至这些领域中人工智能的表现要优于普通教师教育者,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借助学生面部表情、情态动作、心理变化、课堂行为等的分析,来判断学生课堂学习状态,进而将师范教育服务的形成与师范生学习需要、知能水平匹配起来,搭建出具有个性化、自适应性师范生学习系统,达到对师范生精准培养、精细指导的目的。同时,更先进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师范生学习系统将具备自我学习功能、表情互动功能,尤其是“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机器翻译”等技术大大提升人际会话的效能,更新升级师范生学习辅助系统,增加“机器代替教师教育者”的概率,迅速超越教师教育者自然智能的局限。当然,在师范教育实践中人类的某些高级机能,尤其是“人类在情感、精神、激励、知识创造等方面具有的明显优势”[7]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在这一形势下,科技赋能师范教育的基本形态仍将是人机耦合式、“人工智能+”自然智能式。基于这一分析,“人工智能+”师范教育与“师范教育+”人工智能理应是当代新师范建设的重要内容。就前者而言,“‘人工智能’+师范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将师范教育建设作为重要领域,凸显信息科技的强势功能,促使师范教育领域中的人工智能产品技术研发与新业态形成;就后者而言,“‘师范教育+’人工智能”的重要内容是在师范教育的母体中植入人工智能精神,嵌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师范教育中部分环节的智能化、自动化,提高“人机协同的黏合度”,创造人机耦合的最佳状态。借助这两种思路,新师范建设将突破教师教育者的自然身体、自然智能、自然工作环境对师范教育的三重制约,全方位拓展师范教育的发展空间与功能阈限,深刻改变师范教育的存在样态。
新师范之“新”不仅是指其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形式之“新”,更在于其教育性能之“新”,即能够对优秀教师成长产生有真效、有特效、有优效的影响,能够成为师范生迈向卓越的高性能立交桥,能够在师范生人生发展与职业成长中铭刻下深深的烙印。师范教育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实质性参与师范生专业素养的形成:
一方面,师范教育必须促进师范生专业增值效应的发生,努力打造对师范生来说有触动、有影响、有深度的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服务的“有效”源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师范教育服务的品质,即师范教育活动是契合师范生专业成长需要且处于其专业最近发展区内的教育服务,是富含教育性资源与营养的教育服务;其二是师范生参与师范教育的深度,即师范生全身心深度参与其中,形成了人与服务间的互动互摄关系,切实引发了师范生专业认知结构与专业行为图式的质变与升级。可以说,有效的师范教育服务对师范生来说一定是切身、切心、切合需要的服务形态,是助推师范生专业持续增值的服务形态,打造这种低重心教育服务是师范教育的性能提升之道,是师范教育的蜕变升级之道。
另一方面,师范教育必须是师范生入职后持续发酵并撬动其职业人生的杠杆型教育。真正优质的师范教育既是师范生职业人生的压舱石,又是托起其职业人生高度的拱心石,更是延长师范生职业青春期、创造期的一枚珍宝石,创建高效能师范教育的意图在于增强其对师范生职业人生的导航力与辐射力。其实,师范教育效能的体现主要是“外能”,即大学师范教育向师范生整个职场人生的扩延功能,是师范生日后可能给整个基础教育事业带来的贡献力与变革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师范教育是师范生专业精神的种子教育、专业知能的奠基教育、专业人格的启蒙教育、专业品质的基因教育,在师范生心灵心田中播种下一颗高翱职业理想的良种正是师范教育的天职所在。为此,“新师范”建设意在夯实师范生的专业成长力,培育师范生的专业潜能,增强师范教育对师范生未来职场、职业成功的贡献力。在这一意义上,“新师范”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从师范生一生专业成长中的“种子素质”“基因品质”培育入手,全力提升师范生赢获未来职场、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的实力,最终达成促成师范教育“外能”倍增的建设目的。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新师范”建设的关键含义是中国性、师范性、创新性与效能性,其中“中国性”要求新师范建设要关注中国国情、彰显中国优势、服务中国腾飞,让中华师范精神发扬光大;“师范性”要求新师范建设要提升师范教育的专业性、示范性与独特性,建设彰显“师范本色”的师范教育,努力提升师范教育的专业品质;“创新性”要求新师范建设必须借力科技、突破陈规、培育新质,真正实现所有教育环节细节上的新质培育;“效能性”要求新师范建设要着力提升其实质性要素———教师教育力,[8]努力打造性能最优、辐射力最强的教师教育内核,使之成为师范生终身发展的强磁场。
在当前,中国师范教育正处在东西方交流、传统与未来交汇的接点上,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强势攻势面前,中国师范教育最需要的是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自主精神的支撑与统领,深入推进师范教育改革的中国化进程,打造“中国版”师范教育范本,就成为新师范建设的首要行动基点。在西方,师范教育已经完全被大学化,“通识教育+教师教育项目”成为定式,师范独特性已经不复存在;在我国,师范教育体系依然存在,中国师范精神的历史记忆再次被唤醒,构筑以中国师范精神为内核的中国师范教育品牌尤为迫切。为此,新师范建设必须“积极探索中国教育智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教师教育形态,为主动在全球教育发展议题上提出中国主张、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贡献智慧”[9]。可以想象,中国版新师范的基本框架是:其一,牢记立德树人精神,倡导“大课程思政”理念,在师范教育的所有环节、细节中都嵌入国家精神、国家意志、家国情怀,让“造就大国良师”、“成就大先生”成为师范教育的首要目标。其二,强化中华传统师德美德,让“爱国爱生”“学以报国,教以济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爱护学生,无私无隐”等优秀中华师德传统发扬光大,让优秀师范文化传统再放异彩。其三,建立师范教育品质的“中国标准”,借助师范专业认证、教师专业标准落实、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化建设等途径凸显中国师范教育的特质特色与文化传统,借助师范生公费教育深掘封闭型师范教育的优势,四年持续一贯地开展师德精神、职业精神、教师人格等柔性品质教育,发挥师范文化熏染、师范精神陶冶的独特育师优势。如果说西方师范教育是散落在综合大学中的技能偏重型教育形态,那么,中国师范教育一定是以专门师范教育体系为主体、以师范精神文化陶冶为优势的素养为重型教育形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新师范建设一定是积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意志、中国师范精神的师范教育,是专注培育师范生中国历史底蕴的师范教育,其最终意图是要构建出一种对新时代中国而言量身定制的师范教育模态,真正让师范教育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教育强国战略、中国传统文化弘扬的历史重任,真正发挥其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教育母机功能。一句话,新师范建设的目标就是要用中国师范传统、中国师范教育优势来缔造最具现代感、历史感的中国版师范教育,努力在传统师范教育与现代教师教育之间寻求最佳的接合点与平衡点。
师范教育首先是一种职业教育,其次是一种以育师为目标的特殊职业教育,更是一种堪为其他高等教育范例的优质教育,职业性、育师性、范例性是其师范性的独特蕴含与本色所在。我们相信:“师范”教育的初心是要造就出堪为人范、能为师表、心系民族、勇挑重任的优秀教师,是造就堪为其他教育形态之“范本”师范教育形态,是严格按照“职业性、育师性、范例性”的标准来构建师范教育的新形态。从职业性角度看,师范教育必须关注教师职业的属性、特征与要求,瞄准教师专业的关键特征设计师范教育样态。应该说,教师职业的关键属性是高尚性、示范性与国家性,高尚德行、示范人格、国家代言是其关键属性,因此,新师范建设必须从这三个方面来设计师范教育的质量标准与培育体系。从育师性角度来看,师范教育必须关注育师与育人、育才间的差异,师者是人格塑造、人才培育之母,它需要更多的资质要求、实践磨砺与宽广训练才有可能,这就要求新师范建设中必须将“人师培育”置于历史高度并赋予教师培养以“更高标准”。从范例性角度来看,师范教育要坚持“高理念、高质量、高标准”的办学思路,力争使自身的教育理念、办学思路、治理模式走在其他高校的前列,成为其他院校办学的样板与范本,使之成为引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航母,落实“师范作为高校之母”“师范作为中小学之母”的办学目标定位。所以,在新师范建设中,国家要继续倡导“优秀考生报考师范院校”“优秀学者进师范院校从教”的办学理念,公共财政优先支持师范教育发展,让师范教育成为优秀人才、优质资源、先进理论的集成体与汇聚地,让师范教育真正站在国家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
“新师范”的关键限定词、独特内涵构成是“新”字,赋予“新”字以全新的内涵,赋予当代师范教育以新质,是新师范建设的关节点。如前所言,“新师范”的“新”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大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主宰性、面向卓越教师培养的卓越性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中的创新驱动性,这三个点位是当代新师范建设的全新立基点。与之相应,新师范教育的具体含义是:首先是可以辐射、牵连、引领所有教师教育机构的“精师范”,其次是可以培育出更优质师范生、更卓越未来教师的“优师范”,最后是立基新发展动能的“强师范”。基于这一分析,在新师范建设中师范院校应该重点推进三项工程:
其一是师范教育品质提升工程。这就需要大力推进“精品师范”建设,善于从教育理念、办学思维、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培养模式等方面升级师范教育系统,增强师范教育性能,提升其对其他教师教育机构的辐射力、示范力与领航力,真正将师范院校建设成为国家教师教育体系的硬核与中枢。
其二是卓越教师成长助力工程。师范教育实力不仅体现在师范教育自身的品质上,更体现在其在卓越教师培养中的特殊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作为教师职业人生立交桥的重要教育阶段,师范教育对师范生发挥着信念塑造、专业夯实、理想播种的关键作用,如何将成就名师的勇气、专业创新的精神、立德树人的秉性、为人师表的意识等植入师范生心魂,使之成为师范生后续职业发展的“胚基”,是检验新师范建设成效的关键指标点。师范教育的实质是为师范生专业成长营造一种环境与氛围,提供一种助力与点拨,因之,将师范精神、师范气质融入师范院校课堂与文化中去,让师范生得到高营养师范教育的熏陶与润泽,正是新师范建设的切入点之一。
其三是师范教育发展动能转换工程。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师范教育发展动能正在悄然发生转换,人工智能辅助师范教育发展成为大势所趋,新师范建设必将获得全新增长极的支撑。在传统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时代,师范教育发展的主要动能源自师范教育文化与教师教育体系扩充;而在新师范建设时代,创新驱动、人工智能、知识“应用中生产”等成为其全新动能,将之与师范教育深度融合成为新师范建设的全新增长极。在新师范的发展动能转换工程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新师范建设的先驱者,人工智能、信息科技赋能是新师范建设的新工具。
在当代,新师范建设的推进意味着两重升级:其一是中国师范教育文化自信的升级,创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师范教育形态成为师范教育发展的新目标;其二是师范教育性能效能的升级,意味着中国师范教育将真正实现由“教育知能授受型”向“教育实践创生型”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师范教育效能观变革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师范建设的重要聚结点。所谓“效能”,就是某一事物、工作、人员所具有的引发外部世界发生定向变化的能量与能力,是可视化效果产生与隐性影响力释放的合而为一。对新师范而言,其可视化的效果或作品是优秀师范生的培育,其潜在影响力或社会变革效力则体现为师范生卓异的教育教学能力,而非其在职前学习期间所获得的“死知识”“死技能”。因此,将知识技能学习结果与鲜活教育教学实践关联打通,促使教育知识功能实现“习得———应用———创造”的三级跳,才是新师范教育效能提升的必由之路。学者指出:“学生在讲授式的课堂教学中获得了关于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教学法的知识,但所学习的知识大多为‘惰性知识’,不具有很高的生产力。”[10]换个角度看,新师范的教育效能观是“三生效能”观,即与师范生教育生活世界改观同步的生活效能观、与师范生终生专业持续发展同步的生态效能观,以及与师范生教育知识技能发明生产同步的生产效能观,是关注师范生所学教育知识技能的后续变革力、生命力与衍生力的立体教育效能观。在这一意义上,新师范是在教育知识技能习得之后做文章,堪称“后知能”形态的师范教育。为了实现教育知识技能习得的“新三效”,新师范建设的重点是培养师范生的教育知识生产能力,重点解决的是如何让基础教育知识、基本教育技能在真实教育生活实践中持续增值与生长的能力,它需要教师教育者做好教育理论知识与教育实践间的深度对接工作。“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说,知识不再是‘闲逸的好奇’,而是在应用下生产”,[11]这是知识生产模式Ⅱ对教师教育的重要启示,是敦促师范教育效能观升级重构的内在动因。在传统师范世界中,教师教育者关注的是教育事物、教育事件认知的效果,而在新师范世界中,教育知识的首要功能是催生新教育、新实践,教育知识的外部影响力,即催生教育实践观念方式变革的功能才是教师教育效能判定的首要标准。在全新的教育效能标准体系中,“实践至上”“实践为本”“实践创生”成为其核心内涵与关键词,新师范建设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种最具实践说服力、实践影响力、实践撬动力的职前教师教育新形态。更具体地讲,在师范生培养中,这一实践效能的直接体现正是:师范生摆脱了死知识、死技能的捆缚,学会了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去创造人民满意的教育形态,学会了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去呈现自己的卓美教育人格,实现自己的美好教育理想,成就自己的幸福教育人生,学会了用审美、专业、独创的眼光创造理想的教育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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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个词语,守望。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陈东强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谓盛德。惟进取也故日新。道在日新。德贵日新。常新,自新,全新。日新无已,望如朝曙。——日新集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陈东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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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继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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