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刚在《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的结语中指出，新教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方式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文字布道，二是医药布道，三是个人布道，四是布道。

　　相比较而言，塞兰坡差会在印度早期的传教实践活动更为广泛和社会福音化，包括布道、语言习得和语法研究、《圣经》翻译、开办学校、出版报刊以及文化研究和经典文献翻译工作等。

　　就两者的相互关系而言，塞兰坡差会在印度开展的文字宣教工作，包括圣经翻译和报纸期刊出版，以及教育实践都对来华传教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塞兰坡差会的圣经翻译促进了《圣经》在东南亚的传播，也对《圣经》的汉译和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塞兰坡差会中文圣经出版和汉语研究，苏精曾指出，“浸礼会传教士(指塞兰坡差会)在第一个完整出版中文圣经并铸造铅活字且投入实际应用方面的功绩千真万确，但是塞兰坡中文出版和汉语研究的兴衰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宏伟却毫无远见的文化与技术移植的案例，而这主要是因为宗派性传教自满导致的。”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塞兰坡差会曾试图进入我国西藏地区建立传教所，中国也一直是他们希望进入传教之地。虽然由于地理的限制，马士曼、拉沙翻译的中文版《圣经》在传播范围上无法与马礼逊、米怜译本相提并论，但是它在东南亚爪哇等地的华人中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

　　马士曼中文圣经译本的单行本还陆续加印，其中有一部分圣经通过不同的途径流入中国(如经郭实猎之手)，对来华传教和中国教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而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人的语法书之争和《圣经》翻译的相互竞赛，在英国和美国等传道会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

　　他们的语法书成为新教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重要参考，他们二人的《圣经》译本也成为近代后期中文圣经译本或修订本的重要基础。虽然两者在翻译质量上，也许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他们在中文圣经全译本上开创性的工作无疑是今后中文圣经的演进的重要基石。

　　其次，塞兰坡差会将铅活字技术应用于印度本地语言以及中文，铸造出梵文、中文等铅活字，使印刷技术对东南亚和中文印刷出版产生了影响。

　　四十九世纪上半叶，塞兰坡印刷所在包括孟加拉语、汉语、缅甸语等亚洲主要语言的活字印刷技术上具有领先的地位，它不仅是印度首屈一指的印刷和出版中心，而且成为不少语言铅活字(如中文铅活字)印刷技术的研发中心，引起了东南亚和来华传教士对于铅活字印刷技术的极大兴趣。

　　同时，塞兰坡差会也将中文圣经(新约)和福音小册子送给郭实猎，由他负责在中国内陆进行分发和传播。就这样，远在印度的浸礼会传教士也影响到了千里之外的华夏大地。

　　最后，以凯瑞为代表的浸礼会塞兰坡差会传教士从进入印度传教之初就具有普世宜教的视野，将亚洲地区的传教工作纳入全球宜教的版图。凯瑞从-开始就强调不同教派之间应该积极合作，认为所有宗派都应该定睛在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向非基督徒传教。

　　他坚信，“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用。尽管在十九世纪初，在印度不同的传教士之间的争议或争端开始逐渐增多，但是受到凯瑞的影响，在加尔各答地区，各教派传教士之间关系非常和谐。

　　1816年,凯瑞曾给赖兰的信函中这样写道，“伦敦会两位弟兄品行良好，我们与他们和谐共处。”在印度期间，塞兰坡差会尽力维持与东印度公司的友好关系，而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和专职牧师等也为塞兰坡差会提供了不少保护和支持。

　　塞兰坡差会一直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专职牧师和主教布朗、布坎南等人心怀感激。早在1806年，凯瑞就曾经建议召开全球新教传教机构国际会议，建立一个在非基督教国家传播福音的联合会。他甚至明确建议在1810年至1812年在非洲好望角举行,但是这个计划在十九世纪并没有实现。

　　实际上，自1792年浸礼会建立后，不同传道会在组织框架和传教模式方面都吸收了浸礼会和塞兰坡差会的成功经验，纷纷来到亚洲进行宜教。各宗派中不同差会的宣教工作所涉及的领域基本上都能从塞兰坡差会早期活动中找到雏形。

　　包括但不仅限于培养本地基督徒和讲道人、开办西式教育、举办期刊杂志、翻译印刷各语言(包括方言)版本的《圣经》、翻译引介西方科学和东方文献、医疗和社会救济以及开办具有经营性的企业等等。

　　正如赖德烈所言，他们在印度宣教的消息不仅促进了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传道会的建立，也对普世宜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国际宣教协会还是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旧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它们的起源都与广泛的宜教事业有关，而英国浸礼会和塞兰坡差会都在宣教事业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综上，塞兰坡差会通过自身的宜教实践，不仅吸引更多的英美传教士进入亚洲，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和中国，而且通过与东南亚和来华传教的互动和竞争，以及铅活字印刷等新兴技术,直接影响和推进东南亚和来华传教工作的演进。当然，不同传道会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影响方式。

　　1861年，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也受邀成为浸礼会传教士，但未能实现。不过，浸礼会在华传教事业却与戴德生和内地会就此产生了联系。斯坦利明确指出，内地会对于浸礼会来华宜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英美不同传道会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既有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影响，仍值得我们不断深入研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属于塞兰坡差会三杰等早期传教士的时代终将逝去。1845年，丹麦将塞兰坡以120万卢比的价格转卖给英国，并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印度居住和开展宜教工作47年后，汉娜·马士曼于1847年3月5日去世，享年八十岁。

　　“基督教史著名学者赖德烈在其扛鼎之作《基督教扩张史》中明确将1800年至1914年称为“伟大的世纪”用,篇幅占六卷本著作的二分之一。可见，十九世纪在基督教宜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塞兰坡差会在印度的探索和实践无疑是十九世纪的开篇之作，拉开了近代东西方交流的序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