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始成为相当一部分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人群而言，而相当比例的中国人，开始将旅游当作周期性提升生活品质、释放城市生活压力、亲近自然山水和传统、区域文化的方式。中国各种交通网络的日益发达，也为旅游者的行走天下创造了传统中国人（如徐霞客）所不具备的物质条件。可是，如果我们去细致地询问那些千辛万苦的旅行者的内心感受，却往往不乏“花钱受罪”和“失望透顶”的消极答案。一场目的明确的休闲式旅行，却往往难以调节身心和增广见闻，反而往往导致在旅行之前，对旅行目标地的“想象的乌托邦”，变脸成了见光死的俗不可耐之地，甚至会比旅行者所在的城市生活更加地难以忍受。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大约十年前，作为文艺青年的笔者，曾经旅行到沈从文的故乡，也是20世纪中国最美小说《边城》的原型地凤凰。那时候的凤凰，乡民质朴憨直，物价低廉，小城安静而缓慢，细雨中的古城墙寥寥无人，给人一种异常清冷孤寂的感受，而沱江水更是清澈见底，夜晚的沱江无比宁静悠远。那一刻，笔者真有置身小说主人公翠翠所生活的那个边城世界的美妙之感。那是一个能够唤醒人在都市生活的忙碌中常常遗忘的人性之美和自然之美的地方。可是，短短的十年，这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凤凰还是那个凤凰，可再也不是沈从文笔触下的那个诗情画意淡泊名利的小城。急剧增加的旅游人群，城市卫生管理的滞后，商业气息的过度卷入，导致这个被西方作家誉为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的凤凰，开始迅速地恶化：居住价格变得昂贵，物品漫天要价，人心变得诡谲，江水污染严重，物欲横流在大街小巷，更让人觉得痛心疾首的是，这样一座以清新秀丽而闻名天下的小城，居然开始学大都市在沱江两岸引入了十几家锣鼓喧天声色犬马的酒吧，“如果·爱吧”、“私奔吧”、“学生年代”等各种或假纯情、或真恶俗的酒吧招牌，就那样在夜凤凰的光怪陆离之中飘摇，似乎在生硬地讥笑九泉之下的从文先生那一颗“赤子之心”。

　　这绝非个案，而是正发生在中国诸多旅游胜地，尤其是人文旅游胜地的现象。中国人有旅游的内在需求，而中国诸多城市和村镇也有发展旅游产业的经济诉求，可是，这种发展往往太过于急功近利，太过于竭泽而渔。一个我们难以忽视的事实是，在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建主导一切的这三十年，很多独具特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以发展的名义弄得支离破碎了。政府官员想象城市的能力和美感极度萎缩，而强行规划城市的跑马圈地能力却一路高扬，民意在“国字牌”的推土机面前不堪一击，似乎只有国际化大都市才是唯一的出路。在这样一种强势政府意志的主导下，很多城市的老建筑、老胡同、老里弄、古镇等，都被认为不合时宜而被拆毁。等到这些城市官员发现，其实这些老字号的空间，才是吸引游客甚至投资客的重要文化资源时，“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于是恬不知耻地拼凑一些仿古的空间，装置出一些矫揉的文化，来忽悠游客和投资者。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如果不能被纳入地方GDP增长的蓝图里，便会变得一文不值。中国的旅游景观之所以如此粗鄙、旅游文化之所以如此低俗、旅游心态之所以如此焦躁，根源之一在于政治文化里根深蒂固的轻视历史、鄙薄人文的基因。

　　在工具思维和计算理性的主导下，旅游景区变得比旅游者所在的城市，更深刻地显露出一种唯利主义的面相。这样一种高度压缩的交换世界，自然不能帮助游客从日常性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反而让游客本来疲惫的心灵，因为想象的人文世界的美好与现实的人文世界的鄙俗气息的强烈对照，更生发出一种无奈和沮丧的情绪。这些年，很多的旅游景区都设计了大型的室外山水晚会，比如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杭州的“印象西湖”等各个风景名胜景区的印象系列等，这本来是一个极佳的展示地方文化特质、叙述地方风俗人情的舞台，结果却往往让游客大失所望，这些印象系列的歌舞晚会最大的弊病就是将游客当弱智，将历史当玩偶，将文化当道具，大多数印象系列都是高度同质化、模式化与空洞化，反讽地成为真正的“隔靴搔痒”的印象，而非文化世界的自然表达。文化搭台，消费唱戏，在绝对意义上并非是一件坏事情，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搭台的是否是真正的文化要素。如果这样所谓的文化晚会，又变成歌舞升平的盛世讴歌，或者华丽无物的空洞抒情，甚至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极权主义美学，这又如何能够抚慰游客的心灵世界，更别说提升游客的历史与人文素养。

　　更可笑的是一些所谓的“体验式旅游项目”，比如桂林靖江王府的仿科举考试，让游客进考棚做题，举行金榜题名仪式，还设计一位考试舞弊者被处罚示众，整个过程哪有半点对支撑中国社会结构上千年的科举文化的了解与敬重？完全是糊弄游客的噱头和搞笑的滑稽闹剧而已。这种形式非但不能增进游客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与敬意，反而让今日的中国人对待传统多了一份轻薄浮浪之心。而某些红色旅游胜地，更是让游客变身成当年的红军或土匪，扛枪骑马装模作样地行走在青山绿水之间。更有甚者，今年8月15日，陕西宝鸡市吴山风景区的“土匪抢亲”旅游项目，被陕西省有关部门叫停。此前，安徽黄山让游客“扮日军抢花姑娘”的旅游项目，也因其内容低级、反动而被叫停。文化记忆与革命往事，在这些所谓的体验式旅游项目里，成为被任意操弄的文化符号，而景区的环环相扣的设置，也往往让这些稍微跟文化沾点边的活动，弥漫着一股恶俗的铜臭味。低俗成了风趣，恶搞成了创意，巧立名目宰客成了全方位开发，强迫性消费成了敬神祭祖，这真真是旅游景区的一大奇观。文化其名，利益其实，在逐利的冲动下，旅游景区无所不用其极。

　　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里的行万里路，更多的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意味，强调的是在行程之中经历华夏的名山大川，体会各地的风土人情。这样一个传统中国的读书人群体，跟今天周期性晃荡在中国土地上的游客群体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与乡村世界本来就有一种亲和的关系，而士人的梦想常存耕读之野趣，士人无论走得多远，都会心怀故土，最终都会落叶归根。而今天的游客，相对于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而言，则更多的是突然的一次性的介入者（除非景区特别惬意才会重返）。相对于那些被游览的乡村世界来说，游客是匿名的、分散的、强势的，游客表征着城市生活的现代和富有，这是一群有消费能力或者说购买力的人。

　　游客是带着现代生活的标准来到欠发达地区旅游的，这种标准让他们带着审视甚至苛刻的眼光来观察景区的一切，这种眼光无疑是长期性的都市生活赋予他们的，用这样一套眼光来观察景区生活，自然会滋生种种不如意的心绪而牢骚满腹。游客总是试图寻找一个更具有本真性、更自然的生活和景观，总有一个想象的原生态文化的乌托邦，而不知道旅游这种现代的行走方式、观光客这种现代的流动人群、旅游开发这种现代的经营方式，本身就是反自然甚至反文化的，可以说旅游者的行为与其预期目标之间是存在难以解套的吊诡。虽说人似乎是无法完全脱离自身的历史经验来反省自己和看待世界，可是如果游客的心态能够更开放和包容一点，也许游客与旅游景区的原住民的关系就能够避免悖谬的这一面。

　　旅游业的开发，在给旅游景区的居住者带来物质生活的提升、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等之外，却也带来了种种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景区内原住民生活水准的两极化（靠近旅游路线的住民与远离旅游路线的住民）、原有的自成一体的生活世界的瓦解、商业精神和急功近利心态的侵入、自然生态的被侵蚀等。这就导致旅游景区之间甚至旅游景区内部在迎合游客口味、取媚都市人群的心理驱动下，尽可能以一种穷形尽相的方式将自身所处的文化形式包装、改易，这种在游客面前刻意的展览和兜售自我，无疑是一种文化与人格上的自我矮化；游客直接将一个迥异于原住民生态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带入，不断地对原住民固有的生活世界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和压力，原有的自得其乐的生活逐渐被撕裂，甚至在价值上被贬抑（除非是作为一种展览给游客的异域文化情调）。

　　发展，对于旅游景区来说构成了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而这种发展其实往往对他们引以为荣的文化与自然构成持续性的侵蚀和毁坏。这些在为发展主义所绑架的地方政府、渴望发家致富的原住民以及用消费主义心态面对旅游景区的游客那里，似乎都不成为一种具有当下性的紧迫问题。这样的旅游，最终的结果就像尼采的一句箴言所说的那样：一只鸟儿去寻找笼子。本意为寻求自由的旅游，却成了作茧自缚的行为，而这个压抑人性、自然和文化的笼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三种角色合力参与制造的现代性牢笼。这样的旅游开发，岂非南辕北辙式的文化自毁？而这样的旅游，更像是一场永远无法达到真实目标的梦游。

　　（摘自《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