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萧条几乎席卷了当时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因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采用银本位的国家，使得自己一定程度上隔离于世界经济的萧条之外，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当时国内大量的企业诞生，民族工业蓬勃发展，但好景不长。在战乱、外资压迫、农村动乱、专制强化等影响下，自由和法治的消失，大量企业破产，市场萧条，到处都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现象。

　　而茅盾的《子夜》就是以此为背景写出来的，如果说茅盾的《林家铺子》呈现了商业尤其是中小零售商人的生存状况，那么，《子夜》呈现了民族工业、金融业以及对外贸易的状况。

　　《子夜》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全书较有性格的人物就有90多个，几乎概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类型。比如民族资本家吴荪甫，靠美国财团撑腰的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不惜用女儿作诱饵、从事股票投机的地主冯云卿，干练狡猾的人事总管屠维岳，风流漂亮的高级交际花徐曼丽，经不起都市生活刺激的封建地主吴老太爷等等。故事的主角是吴荪甫。

　　吴荪甫有学识、有胆识、眼界高远、志向远大。他游历过欧美，考察过西方工业，梦想着兴办民族工业企业，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不满足于在农村建立的“双桥王国”的小天地，怀有垄断全国丝织工业进而形成民族工业体系的宏图大志。他并吞了同行的8个小厂，又吃掉朱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厂，逐步实现他的远景规划。

　　但他并不热衷于金融公债，不过为了筹集资金，他只能和王和甫、孙吉人一起举办益中公司，就是集中民族工业优势力量与外资抗衡。

　　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农民暴动，工厂里又工潮不断。被吴荪甫重用的屠维岳，采用卑鄙手段平息了工人罢工。此时，股票交易所里的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信托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

　　在企业、家乡、金融三线作战的吴荪甫精疲力竭，他决心跟赵伯韬在股市上殊死一搏。于是他把所有的厂房和公馆全都抵押做了公债。

　　不料，赵伯韬暗中操控交易所，将吴荪甫逼到绝境。几近绝望的吴荪甫将唯一的翻盘机会寄托在姐夫杜竹斋身上，希望他能加盟益中信托并注入资金。关键时刻，杜竹斋倒向赵伯韬做了“多头”，吴荪甫彻底破产了。故事结束。

　　吴荪甫的悲剧标志着当时的企业家在那个时代根本得不到发展，茅盾的《子夜》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做了一个完整的呈现。揭示了“子夜”，即社会黎明到来之前最黑暗时期在专制统治之下地狱般的图景。

　　其实，无论是《林家铺子》，还是《子夜》，其实都是反映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专制社会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小商贩，无不受到统治威权非常缜密严厉的控制、操纵、乃至直接的掠夺。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必须从属和依从于“王制”。他们的生命权、财产权根本得不到保障。

　　在那个战争连连、军阀割据的时代，在那个动荡不安、恐怖黑暗的社会。当时的专制统治者一边忙着争夺利益，一边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残酷、严密监视、全面管控。

　　随着专制的强化，权力变得越来越专横，统治者不顾百姓的死活的横征暴敛，已经发展到了怵目惊心的程度。这样的“苛征”之下，广大民众的生存底线完全被踩到了脚下，他们的惨状就不问可知了。

　　民众在专制的蛮横、威权之下，根本没有反制能力，只能永远饮泣吞声。法治缺失，民众根本无任何权利和自由可言，更别说财产权了。所以说，一个社会的真正繁荣来自于法治和自由。

　　法治的本质是通过基本法限制专制、专断的权力。个体自由的本质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按自己意愿行事，不让外部限制、控制自己的命运，除非这种限制对于确保他人相应的权利是必要的。个体个性自由是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

　　而个体自由的前提是个人财产和财产权得到保障。财产和财产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财产权在该社会中得到保护的程度。保障财产权是民富国强最有效的法宝。

　　财产权构成了对国家专横权力的制约，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道构成三项最基本的人权。

　　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与繁荣。每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法治社会就会成为空谈。有经济自由，才会有经济繁荣。

　　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社会，必然应该是民众不会因为政府的原因而不能达到自己的合理目标。当不恰当的政策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时，那就是衰退。一个社会如果严格管控、控制个体自由和随意剥夺、掠夺个体财产，个体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的话。

　　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与统治的愿景和目标背道而驰，结果不断人间的罪恶得不到消除，相反还制造了普遍的贫穷、空前的极权和新的奴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