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称选诗文的工作为“操选政”。南朝的萧统是中国历史上“操选政”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其编选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隋唐之后读书人必备之案头书。唐代以后形成一种专门之学——“文选学”。在少数几个因为一本书或一个作家而形成的专门之学里面，“文选学”是影响较大的，且名播海内外。同时，《文选》也引发了一系列话题，诸如何人选、选什么、因何选、《文选》理与《文选》范式等，本次讲座我们结合前人研究，为大家作一简要梳理。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江西省“双千计划”人选，担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

　　后世对《文选》讨论的话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文选》的实际编选者是谁？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

　　根据萧统的说法，他监国抚军期间日多闲暇，于是历览世代文辞，游心忘倦。如果此段话属实，《文选》无疑是萧统亲力亲为完成的。但是，后人考虑到历史上类似书籍的编撰惯例、萧统当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选》涉及面非常广等因素，推定《文选》非一人所编。如明代李焕章在《昭明文选序》中说：

　　富贵人多集众为书，而自署其姓名，如吕不韦聚当世名士著《八览》，号《吕览》；曹瞒诗皆陈琳、王粲、应璩、应玚、刘桢、杨修、阮瑀之徒所作。在吕不韦、曹瞒，所谓利以诱之，势而夺之；在其诸幕下者，所谓谄以奉之，媚以献之。呜呼，尚可以言文事哉！从来权臣柄国，多盗文名，人亦多夸其手笔。若唐之李德裕，宋之寇准，明之张居正，谓其所自著与贫贱寒士不同，乃皆其贫贱寒士为之，德裕、寇准、居正窃为己有耳。至于昭明，而尤有所惑也。昭明好读书，观其所属《陶渊明诗序》，亶亶动人，似不同于吕不韦、曹瞒，亦非德裕、寇准、居正之可比及。阅杨升痷《新语》，昭明当日合十人刘孝威、庾肩吾、徐昉、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孔烁、鲍至，谓之“高斋十学士”，居文选楼，共操选政。唐六臣注之，诸家鉴之定之。或谓昭明心力、目力、手力所成，讵知坐而享其名，与诸富贵人无异也？

　　李焕章的结论是推论而成——古之他人如此编书，昭明太子自然也是如此完成《文选》。但是这样的推论，是有问题的。昭明太子跟吕不韦、曹操等掌权者“利以诱之，势而夺之”有明显差别，萧统从小受过严格的文化传统教育：“太子生而聪叡，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又：“太子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又：“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招引名僧，谈论不绝。”（《梁书·昭明太子传》）从史料来看，萧统对传统文献非常熟悉，从其能够快速赋诗的表现来看，萧统对当时流行的诗赋也比较熟悉，对当时大量东传的佛经也有较多了解。无论从个人的能力还是兴趣角度来看，萧统是《文选》编选全过程的主持者和决策者，这个判断应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昭明太子喜欢招贤纳士，他身边也的确有许多才学之士。史载，昭明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经常跟昭明太子商榷古今、谈诗论文的主要有刘孝绰、徐勉、周舍、陆襄、明山宾、朱异等人。又据《南史·王锡传》载：“再迁太子洗马，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这些人常与昭明太子游玩，情同师友，应该也参与了《文选》的编选工作。同时期活动的文学理论家刘勰也应协助过《文选》的编选工作，因为他曾“兼东宫通事舍人”，而且萧统“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文心雕龙》和《文选》的文章观念有许多相通之处，也是这方面的有力佐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先生认为，《文选》“最有可能的主编者是刘孝绰和王筠，尤以刘孝绰为最”（《〈文选〉学丛稿》）。其主要文献依据是《文镜秘府论》和《梁书》：“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玡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梁书·刘孝绰传》）刘跃进先生依据的文献距离《文选》成书年代较近，更为可靠。日本学者清水凯夫认为，《文选》系刘孝绰独立编撰。此说比“萧统独立编选”说，面临更多需要解释的问题，因此目前大部分学者并不同意此说。

　　关于《文选》的编撰时间，据刘跃进先生考证推论：“正当是在刘孝绰重回东宫任太子仆的时期，亦即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间（527—528年）。”（《〈文选〉学丛稿》）此说比较稳妥，学界尚无疑议。

　　从目前“文选学”研究成果来看，昭明太子萧统是《文选》选文范围、选文标准的制定者，是编选全过程的主持者，是文章选目和书稿的最后定稿者。其他几个参与者推测为编选过程中的书目提供者、参与商议者和抄录者。

　　《文选》30卷，收录从先秦到南朝齐梁年间的诗文764首（篇），分37种文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其中赋和诗占比最大。涉及面如此广泛，体量如此庞大，难免挂一漏万、百密一疏。有些作品为什么入选？有些作品为什么不入选？这也是文论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

　　萧统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文定篇呢？面对前代浩繁巨量又良莠不齐的作品，萧统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是萧统选编《文选》的学术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相应的选文标准。

　　萧统认为，四类书籍不在选取范围。一是圣贤之作，与日月同辉，不能“剪截”。二是诸子之作，“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故“略诸”。三是贤人、忠臣、谋夫、辩士之言辞，虽然是一时佳话，千古美谈，但因“繁博”“事异”而“不取”。四是史书，跟他所说的“篇翰”不同，故也不在择取之列。只有那些“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什”，才在选择范围。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标准实际很难贯彻。正如宋代唐士耻《灵岩集》中所说：

　　载念辞华之作，由屈骚而下，浩若烟海，杂然并陈，遴择之功弗加，则黑白甘苦，混尔一区，孰取孰舍？虽皓首穷年，曷克殚究？后学来者，何所矜式。是用极耳目之广，尽权衡之公，拔其尤殊，成一编之书，凡三十卷，诏诸不朽，不可无述也。二气絪缊，太和保合，灵而人，秀而文，经纶乎事业，发挥乎天人，崇庳间陈，醇驳互见，未易一概言也。绩学种文之士，偿将淹今古而观之，则必有去取焉，有褒贬焉，有明而无厚也，有决而非同也。海纳川涵，盖所未暇。而采摘孔翠，拔擢犀象，吾亦于其善者而已。

　　前代著述“浩若烟海，杂然并陈”，但《文选》又必须有取舍，此“遴择之功”可谓难焉。正因如此，《文选》的某些取舍也招来了后世不少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苏武、李陵、陶渊明等人诗文以及《兰亭集序》等方面。

　　北宋文豪苏轼曾多次表达对《文选》的不满意：“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宋玉赋《高唐》《神女》，其初略陈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等相与问答，皆赋矣。而统谓之叙，此与儿童之见何异？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答刘沔都曹书》，见《苏轼文集》）苏轼认为，萧统“拙于文而陋于识”，竟然谓宋玉《高唐》《神女》两篇赋为叙，所谓苏武、李陵的诗明明是伪诗却被收入《文选》。刘子玄即刘知几，其《史通·杂说》评论说：“《李陵集》中有《与苏武书》，辞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关于李陵诗，在刘知几之前，刘勰也有疑问：“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篇》）不过，刘勰对这些内容只是表示存疑，并没有彻底否定。苏轼则认为所谓的李陵、苏武诗是伪诗，不应入选《文选》。苏轼还批评《文选》说：“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题文选》，见《苏轼文集》卷六七）萧统《陶渊明文集序》：“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苏轼是陶渊明的“粉丝”，称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不仅苏轼，宋代学人多推崇陶渊明，在他们看来，陶诗陶文完美无瑕，所以对萧统的“白璧微瑕”之论颇有意见。如宋代葛胜仲就说：“昭明太子指《闲情》一赋为白璧微瑕，且谓亡作可也。审尔，则诗人之变风、楚人之《离骚》皆可删矣。晋孝武末途沉湎酒色，何知非讽刺上耶？其序云：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皆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其后如陆机之《闲怀》、袁淑之《整情》，皆佳笔也。谢惠连亦尝作百许字，未就而卒，词人深以为恨。使渊明此赋果可无作，则《登徒》《长门》《高唐》《神女》等赋，统何为著之于《选》耶？”（《丹阳集》卷八）苏轼、葛胜仲是宋代学人推崇陶渊明的典型代表。

　　虽然与宋人的评价有差别，但是在《文选》成书的南朝时期，萧统其实是较早对陶渊明有同情之理解的，同时代大部分评论家对陶渊明诗文的评价并不高，如钟嵘《诗品》将陶诗列为中品，刘勰《文心雕龙》提到了此前大部分作家作品，却对陶渊明只字不提。这是南朝时期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反映，这样的时代风气不是哪个批评家理论家个人所能扭转的，所以，我们对萧统也不应过于苛严。明代郭子章对此评论说：“昭明责备之意，望陶以圣贤，而东坡止以屈、宋望陶，屈犹可言，宋则非陶所愿学者。东坡一生不喜《文选》，故不喜昭明。”（《豫章诗话》卷一）这番话说得是比较中肯的。

　　王羲之《兰亭集序》被后世视为千古名文，但它也未入选《文选》。对此，历代学者尝试从各方面去找原因。从编著角度来说，有的学者认为萧统等人可能是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如宋代王观国认为，《兰亭集序》之所以未入选《文选》，是萧统“抡访未尽”，即没有看到。还有学者认为，萧统等人是不认可这篇文章的，如明代李焕章说：“《兰亭序》之不入《文选》，必其十人中有不善于右军。”（《明文选序》）从文章本身来说，有人认为《兰亭集序》本身存在瑕疵，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天朗气清”，这是秋天的天气，不能用来形容春天；二是“管弦丝竹”，有重复的语病。宋代王得臣认为：“王羲之《兰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文选》者，以其‘天朗气清’。或曰，《楚辞》‘秋之为气也’‘天高而气清’，似非清明之时。然‘管弦丝竹’之病，语衍而复，为逸少之累矣。”（《麈史》卷中《论文》）围绕这两处，学者们多有辨析。宋代王观国说：“观国详《序》中语皆不悖理……前人雄丽之文，不在《选》者甚多，岂唯《兰亭》而已哉！若据或者之谓，则《易传》言‘润之以风雨’，不当以风雨为润矣。宋玉赋曰：‘岂能料天地之高哉！’不当谓地为高矣。《后汉》杨厚疏论‘耳目不明’，不当谓耳为明矣。或者之谓，不攻自破。”（《学林》卷八）王观国认为《兰亭集序》没有语病，所谓语病是“或者之谓”，是推想而已。理由是类似用法在前代文章中也有出现，并未被视为语病，独《兰序集序》如此表述却被视为语病？单就天气来说，春天也有“天朗气清”的日子，这是生活常识。宋代王楙就认为：“安可谓春间无‘天朗气清’之时？右军此笔，盖直述一时真率之会趣耳。修禊之际，适值天宇澄霁，神高气爽之时，右军亦不可得而隐，非如今人缀缉文词，强为春间华丽之语以图美观。然则其文之不入《选》，往往搜罗不及，非固遗之也。”（《野客丛书》卷一）宋代叶大庆也说：“自古以清明为三月节，则是时天气固清明矣。而《宣纪》神爵元年三月诏曰：‘天气清静，神鱼舞河。’然则所谓‘天朗气清’何足为病！”（《考古质疑》卷五）王楙、叶大庆等人的观点是，认定“天朗气清”只能是秋天天气，这是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的。关于“管弦丝竹”，宋代吴曾说：“予考《汉书·张禹传》云：‘后堂理丝竹筦弦。’乃知右军承《汉书》之误。”（《能改斋漫录》卷一〇）宋代王楙则曰：“但谓右军承《汉书》误，此说为谬耳，《汉书》之语岂误耶！”（《野客丛书》卷一）吴曾认为，《汉书》就有“丝竹筦弦”之语，要说语病也是《汉书》病在前。王楙则认为，既然《汉书》之说被认为没有语病，《兰亭集序》当然也不能说有语病。

　　编选一部诗文集，既体现编选者的审美观念，也呈现出时代风尚。如宋代孙复说：“《文选》者，多晋宋齐梁间文人靡薄之作。”（《孙明复小集》）明代许学夷：“梁《昭明文选》，自战国以至齐梁。凡骚、赋、诗、文靡不采录，唐宋以来，世相宗尚。而诗则多于汉人乐府失之，又子建、渊明选录者少，而士衡、灵运选录最多，终是六朝人意见。”（《诗源辩体》卷三十六）《文选》毕竟产生于六朝，它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宋代张戒评《文选》“所失虽多，所得不少”（《岁寒堂诗话》卷上）。明代田汝成也说：“《文选》一书，譬之园林也，怪石蟠松也，奇花异卉，以延赏适而已，楩楠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则散乐焉，吴趋楚舞，擫管弹丝，以娱眺听而已，而一唱三叹，以雅以南，非所陈也。述作之旨，机轴存焉，执是而求，则群疑可释矣。”（《汉文选序》）《文选》毕竟保存了秦汉以来的众多文章，辑录之功至伟。我们既要认识到《文选》的不足，也不应以后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

　　后世学者在学习、阐释、传播《文选》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意思的问题，“《文选》理”就是其中之一。《文选》开创的选文范式为后世所效仿，同样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杜甫有诗曰：“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杜甫所说的“《文选》理”，到底是什么呢？杜甫没有明确，后世论者各有立场、各有角度、各有分说。

　　明代朱弥鍗说：“道在六经，散寓群籍，乃务旁搜博览，深造而自得之。厥后始得梁昭明太子所选秦汉魏晋以来诸名公之文，玩其辞旨，揆之经，与道吻合无间。”（《跋重刊文选后》）在朱弥鍗看来，《文选》之理通六经之道。但是萧统曾明确表示，经书是不入选《文选》的，所以朱弥鍗的观点前提并不成立。

　　问：萧《选》一书，唐人奉为鸿宝。杜诗云：“熟精《文选》理。”请问其“理”安在？

　　答：唐人尚《文选》学。李善注《文选》最善，其学本于曹宪，此其昉也。杜诗云云，亦是尔时风气。至韩退之出，则风气大变矣。苏子瞻极斥昭明，至以为“小儿强作解事”，亦风气递嬗使然。然《文选》学终不可废，而五言诗尤为正始，犹方圆之规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诗问》卷一）

　　答：文之有选，自萧维摩始也。彼其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艺之英华，搜群言之隐颐，义以汇举，事以群分。所谓“略其芜秽，掔其精英”，“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观其自序，思过半矣。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约略之言。盖唐人犹有六朝余习，故以《文选》为论衡枕秘，举世咸尚此编，非必如宋人所云“理”也。（《诗问》卷二）

　　答：夫《文选》一书，数逾千祀，时更七朝。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鞶帨于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长离北度，腾雅咏于圭阴；化马东骛，煽风流于江左。诚中叶之词林，前修之笔海也。然而声音之道，莫不有理，阐理敷词，成于意兴。严沧浪云：“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善读者三复乃词，周知秘旨。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体各不同，理实一致。采其精华，皆成本领。故杨载曰：“取材于《选》，效法于唐。”马伯庸曰：“枕籍《骚》《选》，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选》烂，秀才半。”皆少陵“熟精《文选》理”之义也。（《诗问》卷三）

　　王士祯认为，杜甫所谓“《文选》理”只是一个大致说法，不必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不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谓的“理”。王士祯同时指出，“声音之道”皆有理，文体不同，其理相通，“阐理敷词，成于意兴”。王士祯是从其“神韵说”的诗学观念出发来阐释《文选》理的。

　　清代卢元昌说：“愚以世人徒舍其辞，未精其理，公曰精其理，直欲弃糟粕，取神明，即昭明‘略芜秽，集精英’意。”（《杜诗阐》卷一四）卢元昌认为，“《文选》理”就是《文选》的精华。清代黄子云的主张也近似：“昭明材本平庸，诗亦闇劣，观其选本，多所未协。如机、云兄弟，休文、安仁之徒，警策者绝少，而采录几无遗漏；若文姬《悲愤》、太冲《娇女》诸篇，反弃而不取。具识力者，自必有定论。故子美云：‘熟精《文选》理。’‘精’者，明察之谓；‘理’有是是非非之别；其意盖教人熟察而去就其是非也。苟无异同，曷不曰‘《文选》句’而曰‘《文选》理’乎？后来者闻子美有是言，不揆其义，尽皆目之为禁脔，黑白于是乎混淆，而胸臆无所持循矣。”（《野鸿诗的》）这一观点的依据是，《文选》所选诗文也未必尽善尽美，未必都是精品佳作，所以要区分判别。

　　清代翁方纲认为：“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其在于乐则条理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复初斋文集》卷一〇）翁方纲诗学主张“肌理说”，他阐释杜甫所谓“《文选》理”，正是为其诗学观念“肌理说”张目。

　　明代田汝成说：“自唐以来，文章者家视为标准，鸿儒硕学罔不取材，可谓总七代之英灵，流万古之膏馥矣……迩来更有《文选增定》《广文选》诸编，自附于统。”（《汉文选序》）明代王云凤也说：“宋西山真氏集古人诗文作《文章正宗》，盖为专攻文词者设，与昭明《文选》、姚铉《文粹》用心无异。”（《书德华文章正宗辩后（节录）》）真氏即真希元，编有《文章正宗》。田汝成、王云凤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文选》已成为一种选文范式，为后世诗文选集参照模仿。后世有《唐文粹》《宋文鉴》《续文选》《广文选》《广广文选》等文集，明显是受萧统《文选》“选政”思路的影响。与《文选》一样，这些文集也引发诸多争议。

　　我们就以《河岳英灵集》为例，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说：“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从序文可知，殷璠明显受到《文选》“选政”思路的影响，也正如《文选》受到一些择拣不精的非议一样，后人对《河岳英灵集》也有同样的议论。其中，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此集竟然没有选杜甫的诗。对其中缘由的讨论不少，其中一个说法是，殷璠选诗时，杜甫最好的诗还没有出来。然而事实是，据傅璇琮、王运熙等人考证，殷璠选诗最迟至天宝十二载。杜甫这一年已经42岁，其《望岳》《房兵曹胡马》等作品已经给杜甫带来了不小的声名。卢燕新引宋代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云：“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是“有意也”。也就是说，杜诗不入《河岳英灵集》，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杜诗不符合殷璠的“神来、气来、情来”选诗标准。卢燕新以实例证明之：“最值得关注的是，杜甫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诸公’为岑参、高适、储光羲、薛据。遗憾的是，诸人中，唯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卢燕新的结论是，殷璠“未将杜甫纳入审美视域”，其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宋代郭思说：“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瑶溪集》）清代蒋先庚评《文选》“诚艺苑之瑶林，文坛之武库也”（《重订六臣文选叙》）。

　　《文选》成书至今已近一千五百年。作为中古时期的重要诗文选本，《文选》为后世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其“以选代评”的选政范式也呈现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观念，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标识性意义。

　　（本文原稿系作者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先唐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经删节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