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经济高增长，很多东西会被认为天经地义，比如“更富有”；比如，“这一代的年轻人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比上一代人容易多了”。看看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人们很快会意识到，这可能只是个愿望。

　　经常被拿来与中国对比、同样经历了几十年高增长的日本会提醒我们，实际情况不总是这样。梁文道是个作家、媒体人，他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到，在日本年轻人不重要。为什么？

　　中国的问题还包括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当中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计划生育政策对此影响极大。吴琬瑜说，六个人哄着一个人，它有可能让人很难全面地站在别人角度去思考问题。她是《天下》杂志的总编辑，负责了解正在发出声音的台湾年轻人在想什么，看到他们如何发出声音。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她多次提及“沟通”和“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

　　经济增量，就是那个高速发展的经济可以把这些矛盾都隐藏起来。但如果不是这样呢？

　　《纽约书评》专栏作家克里斯汀·卡里尔 (Christian Caryl) 在《历史的反叛： 1979 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 (Strange Rebels: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 一书中提到， 1970 年代的伊朗与 21 世纪初中国有相似之处：高经济增长率，石油收入上升带动工业蓬勃发展，教育体系完善，国力强盛。它被很多国家认为是威权政体开发成功的典范。

　　但麻烦也接踵而至。主要有三个问题困扰了这个国家：民众受到工厂就业机会诱惑，引发的城市化问题；经济快速变化伤害到“传统精英”（在伊朗表现为市集商人团体）；教育体系产生的毕业生快过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它跟梁文道提到的日本一样，那个并非总是向着右上角延伸的经济发展曲线发生变化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比我们想像的要更复杂，而一个后发展时期的中国可能比日本要面对麻烦得多的现实。

　　卡里尔提到一位年轻的伊朗女子在留美期间成为虔诚的，开始戴起头巾面纱。她那世俗派的父亲在伊朗飞机场接机时，大吃一惊地说：“我以为我是送你到美国念书，不是到库姆。”库姆是教在伊朗的一个圣地。卡里尔说，我们总是以为中东地区的宗教问题是原因，实际上可能它只是一个结果：中产阶级上升过程中断与失败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吴琬瑜说的，“未来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比如说你宣扬什么样子的意见，你有一天意见变成政策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那你必须就接受它。每个人对自己的言行之后产生各种影响，或者是对于周遭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对这个公司的影响，或者对这个社会的影响，你最后它会回过头来影响你自己所生存的环境。那你是让它继续恶化还是它会向上，其实你是有责任的。”

　　这是一个逃不过去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一代需要独立面对。但现实情况可能像吴琬瑜所说，“你不是一个在需要沟通的环境里长大的人，所以你不会沟通”；也可能像梁文道所说，“你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少、而且穷”……不管哪一个，你要说服更多的人，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额外要说的一个东西，《好奇心日报（）》这个系列出来两篇之后，编辑部内部也会有讨论，我们是否提供了价值？那些本来就与《好奇心日报（）》价值观相近的人，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再强调这个东西，而我们希望影响到更多的人群，是那些并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人——他们是试着思考，还是干脆甩手走开，或者让我们原地炸掉？

　　这个系列希望产生的“影响”，简单说只有一个：我们明白知道方法比知道结果更重要。我们希望打开思考的可能性：这些东西是可以思考的，不要以为它是不能思考的。

　　这些有关《好奇心日报（）》自己的困惑，也与这篇文章的主题“沟通、共识”相关。）

　　第一，在任何社会里，我们对任何问题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是很正常的，是很必要的。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肯定会有多元意见。我们价值观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世界观不一样，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出现。千万不要以为多元的观点是一件坏事，我觉得是个好事。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只有一种观点、一种意见，这个反而是不健康的。

　　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很多不同的争论，下一步就是你如何回应这样的状态。理想的就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言论空间，让不同观点的人能通过讨论、对话、辩论来帮助我们了解对错真假。

　　第二点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平台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台，不同的观点没法产生出来的话，第一，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会更严重，会失去一个互相理解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能会变成冲突、产生仇恨或是偏见。尤其是在种族、宗教问题上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对话讨论的空间，这个社会产生撕裂、矛盾会更加严重。

　　第三点，可能你会说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讨论，大家很容易变成没有办法对话下去。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学会去讨论，学会如何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公共讨论，而不是固执己见，人与人之间没有互相尊重、互相容忍。所以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进行公共讨论，学习如何尊重意见，这是相当难的过程，需要大家去努力。

　　首先当然是意见的民主化，就是大家都有很多意见，而且呢，我觉得的确是有更多的新的精英出来了。

　　在台湾非常明显，以前我们这些人在媒体上写评论，在报纸写一下能够成名。然后在这几年，在社交媒体时代，我自己在台湾、香港、大陆都看到一些新的草根的评论员，但是慢慢他有影响力之后也变成媒体评论员，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门槛变低了。因为有些人如果他一直在自己媒体上发表地很好，那他也可以成名。这个是现在最清楚，就是说很多人都可以进入那个过去被精英垄断的言论的领域。

　　那首先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本来就是等于渠道变多了，不是只有以前要上《南方都市报》才会成为知名的评论员，现在大家都有机会，只要你写得好。某个意义上，我还是比较正面地看待，因为我发现，尤其是一个人如果藏起自己的能力的话，他可能会写很多不错的文章，才有机会被肯定。他自己在他脸书上，或者是微博上写，但是如果真的好的话，我发现还是会有很多机会被看见，即使他是个素人。所以这个是正面的，就是说越来越多人，如果你努力，如果你有很好的意见很好的文章，会被看见。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负面，就是说这的确是个言论民主化的时代，可是民主需要有机制来做一个沟通和对线） 他们以为自己在讨好年轻人，其实并不懂他们，结果失败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感性，应该说每一个世代有每个世代的感性，就是认知世界的方式。那可能我们媒体就必须去抓住这个时代的感性，跟它理解社会的方式。但是呢，也不能完全讨好，你任何事情讨好市场也没意思了嘛。对吧？只是说我们做新闻专业主义、我们做深度的对话这些，但是我们可能在一些沟通方式、包括视觉表达方式，可能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并不是完全讨好他们。

　　另外关于反叛，中国这个土地上过去 30 年也比较难养成反叛的一个文化吧。就像我曾经写过的东西，在过去 10 年，摇滚乐越来越火了，对吧？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但是很快就商业化了，从 2008 年之后满地都是音乐节，那音乐节变成狂欢的 party 嘛。但是原来那我也说其实那种所谓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精神，曾经在世纪初大概是有一些，就是在中国的这种独立音乐、摇滚或民谣还很微弱的时候，它是有一种反抗精神，大家对体制是不愿意。可是现在这个诱惑太大了，从音乐节到这些歌唱节目，中国这个商业力量真是太大了，所以的确找不到这个原生的反叛青年的文化。

　　2011 年的长江草莓音乐节。2016 年，草莓音乐节的母公司摩登天空在 20 个城市举办了音乐节。图片来自 szhouse 。

　　这很自然，这是市场力量。因为全世界都是这样，你的消费力主要集中在哪个阶层，或者哪个阶层最显眼，大家都会顺从它。现在中国，网络媒体上面最活跃的的就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最可见，最visible，所以社会主流会注重他们的看法跟感觉。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人均收入也普遍地比过去要高，他们也愿意消费，那他们其实是主要消费力人群，大家就会迁就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就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近几年欧洲、日本的时装发布会的年度走台秀上面的模特越来越多是中年人在做。以前我觉得做时装模特都是年轻帅气或者身材很好的小鲜肉，现在不是了，现在都是白头发的人在走时装秀，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才是他们市场有钱买得起东西的人。而中国也会逐步迈向高龄化，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的主要消费阶层还是年轻人。

　　第二，不只是中国，国外的很多社会学家早就批评过，世界都在幼稚化、低龄化。这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成人阶段整个都被推迟了。以前的人他可能十二三岁，比如中国古代，他就要行冠礼了。十五岁就开始成家生孩子了，十岁之后就开始帮家里做事打工下地了，以前的人成人地很早。当然以哺乳类动物来讲，哺乳类动物成年阶段就比较往后拖嘛，红毛猩猩要到八岁之后才离开妈妈，人类也是一样。随着文化的进展，我们成人阶段不断地往后推。因为我们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从 20 世纪开始，小学教育成为必备的东西后，成人阶段就开始往后拖，到后来大家觉得初中起码得上，再到后来觉得高中毕业就叫知识分子了，再到后来大家觉得怎么样都得上大学大专，到现在大学大专都不够了还得考研，所以你成人阶段是不断往后推的。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讲今天 20 多岁的人比不上一个十几岁的人成熟，是因为整体的成年阶段在往后推。

　　原因很复杂。一个是我们长期的这个教育导致我们对政治有一种很简单的看法，国家是第一位的，制度或者人权是第二位的。我们的历史教育一直以来比较强调这一点，形成了一种屈辱的情感记忆。 2008年就体现得比较明显，像地震，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会激活屈辱的集体记忆，突然就会释放出来。比如在纪念汶川地震时，广场上的人群会突然愤怒地发泄式地喊出“中国加油”的口号，一下子把自然灾害与整个近代以来的委屈的历史勾连起来了。

　　帝吧出征是另外一种表现。教育中与屈辱相对的另一反面就是害怕自己不强大，或者盲目地自大。中国现在很强，美国也怕我们，小小的台湾，居然敢对抗？就从极度自卑走到极度自负，这两种心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我们要反思是不是一直以来的教育培养了这样的心理结构，如何能够培养一种更健康的大国国民的心理结构。因为这种心理结构受到外界刺激时，很容易产生比较偏激反应。

　　我觉得这还是对全球化的反动。越是全球化，反而越容易把自己的问题归因于其他地区的问题。全球化本来应该是走向宽容、建立共识，超越现有的思维方式，但是现实中却可能是回到传统的孤立的现实主义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对其他文化的不宽容和追求局部的短期利益。文化之间的这种冲突导致的不宽容，这一点从美国大选中的民意走向也能看出来，不宽容的情绪和民粹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抬头，也包括中国。

　　所以在台湾，不是讨好的问题，而是年轻人有他们实质的影响力。那么他们也用网络媒体，也有论述跟表达的能力。但是我觉得，像我们也有很多记者是年轻人。我们有一些 30 岁以下的，或是毕业两三年，那我觉得他们进了社会以后，还是很愿意学习。社会可能会教他一些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价值观，看事情不同的角度。

　　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当然就是，比如说你宣扬什么样子的意见，你有一天意见变成政策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那你必须就接受它。每个人对自己的言行之后产生各种影响，或者是对于周遭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对这个公司的影响，或者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最后它会回过头来影响你自己所生存的一个环境。那你是让它继续恶化还是它会向上，其实你是有责任的。

　　现在是，共识是很重要的，但共识很难。但共识要看什么样的共识？可能有些最低的共识还能达到，比如我们人要生存，社会要有基本的秩序，我们要遵守法律，现代人应该在规范意义上、在理念上共同富裕等等。这些基本层面其实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是把它运用到具体的事情上，马上就会有分裂。就会出现，你谈的“共同富裕”是什么意思？你谈的“平等”是什么意思？你谈的“法律”是什么意思？

　　这种分裂我觉得这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现代社会出现以后，文化的多样性。我讲的还不是种族的文化，是讲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多样性。你像中国现在有儒家的信徒，有基督教徒，有佛教徒，有自由主义者，有个人主义者，有国家主义者。他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念就是多样化的。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是一个多样、异质性的社会，而传统社会是个共同体，是个同质性的社会，共识就比较容易。大家生活背景，什么都一样，世界观也一样，看的东西也一样，现在，你一天到晚看美剧，我一天到晚看 CCTV，我们俩最后三观就不一样。这是观念层面上的。当然观念是由个人经历什么的决定。

　　2014 年，一些美剧在视频网站下架。同时，央视付费频道“CCTV第一剧场”引进热播美剧《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

　　我觉得大家没有共识，是环境下自然的现象，比如说这么说，那么说，然后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这么说，就是同一件事说法都很不一样。大家没有共识，这是正常的。大家应该去想办法，去追求真相，最后揭开真相。比如说雷洋这事儿也是，这个说他嫖娼了，那个说没有。不要人为地去删帖。你越删帖，然后大家就觉得你瞒着什么事儿，可能你是对的。你是那个真相，但人家是情绪。

　　其实西方的社会也是这样，他对同性恋的包容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那么这其实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结构。成年子女在多大程度上还和自己的家长生活在一起，会受他们影响。西方社会基本是人独立的比较早，然后也没有赡养父母，成年以后还要听父母的传统。所以说基本上他们成年以后父母就管不了他们了。这是导致西方同性恋生存空间更大的情况。比如在美国很难出现，你到了一定年龄，不结婚就会被父母逼婚的情况，这是很难出现的。哪怕父母逼你，他的压力也会非常小。因为基本上他每个人的独立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中国还不是这种情况，特别他和很多社会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除了赡养父母以外，还有小孩出生以后父母还帮着带小孩，包括这个高房价，导致所有领工资的人其实都是买不起房的。然后你要买房的话需要动员整个家族的力量，四处去借钱才能买得起房子。这样反过来就把已经瓦解的家庭观念，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了。

　　我觉得“主流意见”这个问题本身是比较吊诡的问题，因为很难说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见是什么。比如说在美国在英国，或者其他社会，如果大家可以上不同的网，不同的社交媒体，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讨论，但是并没有谁可以说“我的声音是主流声音”。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有不同的社会群体，每个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

　　而且本身他们所说的这些“主流”，可能并不是主流意见。而是说机制上对一些价值的保护。可能美国的主流文化现在就受到了挑战，就包含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所谓“白人文化”现在是受到挑战的主流文化。但是大家能够讨论这些问题，能够反思这些价值是因为机制对这些人权问题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大家能够有对比性，然后能够提出反馈。

　　美国时1 月 21 日，特朗普就职当天，上百万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发起女性大。图片来自 TellMAMA。

　　让大家沟通，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万灵丹。全世界都面临这个当每个人都这样的时候，那你能怎么办呢？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当代最大的一个危机——沟通危机。那我只能说，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只能去提供更多的事实和真相来对抗假的。不管自己写或者自己传播。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最近有部片子《我不是潘金莲》。你办假离婚，一方是真正想假离婚，另一方是想真离婚。但是你办的离婚证是真的，是有法律效力的。它就会出现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涉及到——法院如果做出了判决，你到底服不服？

　　但是在中国社会，大家谁也不服。既不服法官，也不服地方的官员。最终他还是想找到一个符合自己对正义理解的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大家都服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后大家都觉得需要去找最大的领导。然后她找这个最大的领导，也不是她服这个领导，她也是想找到一个最终和自己理解的正义观相符合的解决方式。那么，这样就会导致中国社会的纠纷很难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实你说具体个案中的正义有不同的理解，是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那么我刚才的说法就是想说明，在成熟的法治社会，大家相信某种机构，相信某一群人，比如说是法官。他所作出的判决，最终他们是服气的。

　　但因为在中国，脱离暴力的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最后大家所认的根本权威其实还是某种暴力。因为她说了以后，你没法反抗。所以说你才接受，这个是我们以后在迈向法治社会的时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那些非常专业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懂，也没有必要看懂，很正常。问题是这些问题有社会溢出效益、经济效益、甚至是道德效益。这些东西，是会催生出科学界的评论家，这类人具有独立的身份、职业、收入，一方面他们有这样的知识与能力去判断，这些科技事件中所指的含义以及溢出的外部效益，能给他一个判断；而且能用一种比较好的表达方式传递给老百姓，通过这个机制，能够减低这些事情的发生。

　　这样一个中间的机制、群体，一般是由科技协会或是专业媒体担当的，但我们的媒体都是附属性的，没有担当起公共性，这些事件有溢出的公共效应。这些群体应该去担任，但这些群体发不出大家信任的声音，或是根本没有声音。

　　那没有这些公共性的评价，老百姓怎么作出判断？科学家也没有办法作出这些公共性的评价。

　　作家、媒体人巴铁那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大家都很懒，连政府部门都很懒，懒到连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消失掉了。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无能，我们只能说自己懒惰。

　　其实坦白来讲，对于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有太多工具和渠道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牵涉到科学和技术而我们又不懂的公共事件。微信上有个公众号叫“知识分子”，那个是一群正儿八经做科学研究的人办起来的。上面就有大量的科学界的人怎么看这些问题，科学界在讨论什么。所以说今天你要有意愿的话，你没有搞不懂的东西，只是你愿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有没有这个精力而已。

　　在我看来今天比过去几年比较进步的一点是，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比从前更愿意和公众分享他们的见解和知识，所以才会有果壳网、知乎这种媒体的出现。那些人有意愿，他们做了那些东西，如果你也有意愿，你是找得到的。也就是说在知识上面，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好地装备自己。

　　FT 中文网言论及公共政策主编科学精神不是简单的知识性的问题，还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你不能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决定判断，你所有东西都要经过检验，去问别人，去google上查，不能有预设性的决定的东西存在，你要去找证据、思考、掌握完整信息。不预设任何结论，保持一个开放性头脑，始终在有证据的情况下去修正你的观点。

　　科学素养不是科普就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哲学、还有通识教育，你会发现有时候文科的人可能更有科学精神，理科的可能会比较轴，比较机械化。公众去看一些文学上的、哲学的东西，对于提高批判思维能力是有帮助的。

　　科学本来就是没有完整的答案，这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确证，没有东西是绝对的。在科学上，两个科学家也会有完全矛盾的观点，我觉得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样，要有更大的肚量，要去推广科学知识。不能因为老百姓的一般性的质疑与批评就觉得他们愚不可教。

　　今年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其实包括美国的大选、英国的脱欧，我们表面上讨论很充分，但信息其实并不特别完备，有些可能还没讨论到点上。众声喧哗之后，反而大家无所适从，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刚刚展开一轮，又有别的事情给冲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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