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教育的常备军”，为9月4日发布在公众号的文章，内容选自金容沃《大同》，此篇为下文。

　　金容沃，韩国国师，明星学者，中国模式论支持者。出生于1948年，早年毕业于高丽大学哲学系，后来相继获得台湾大学哲学硕士、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韩国圆光大学汉医学士。

　　那么，这种毁灭性的竞争为何没有减少的迹象？原因当然在经济。如同查尔斯·莫瑞明确地陈述：“大脑在市场上变得非常有价值。”他的说法有凭有据。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罗恩·哈斯金斯与伊莎贝尔·索希尔所做的一项研究，现今美国典型高中中辍生来自于年收入二万八千美元的家庭；一般高中毕业生，家庭年收入四万两千美元；一般大专毕业生，七万五千美元，而一般硕博士生则来自年收入九万三千美元的家庭。学历愈高，不平等的状况愈明显。

　　正如莫瑞的分析显示，将近一半美国顶尖大学（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毕业生住在他称之为“超级邮递区号”的高级住宅，这些人的收入和教育程度都在全国前百分之五，平均家庭年收入是十四万一千四百美元。

　　这仿佛是“一具大学筛选机器彻底把自己复制成一具住宅筛选机器”。加入这新的上层阶级最稳当的方法，就是念菁英大学——此一事实凸显了进入这些学校的竞争是如何激烈。

　　我们或许会问：“这有什么不对？”资本主义经济应该奖赏那些聪明而且努力工作的人。假设菁英学校毕业生确实比其他学生更聪明、更有纪律，他们赚更多钱是合乎常理的——尤其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环境中，这些人卓越的认知能力能增加更多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这或许就是个合理的问题。

　　不幸的是，美国的大学入学方式根本就不平等。《特权的力量》作者约瑟夫·索尔指出，一九九〇年代有百分之七十九的第一级大学学生来自社经地位前四分之一的家庭。然而只有百分之二的学生来自社经地位后四分之一的家庭。

　　如果也考虑到大学学费近年来高涨的情形（二〇一一年，在美国一年私立大学学费一般定价是四万二千二百二十四美元）我们就能明白，高等教育已经不像以往，是社会流动的动力。

　　事实上，现在它是富人永远掌握特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今天的情况，和杜威首次发表于一九一六年的开创性著作《民主与教育》中描述的理想进步主义教育大异其趣。

　　杜威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在于消除人文教育与职业训练之间的人为差异，而正是这样的差异将前工业化社会的阶级区隔具体化。

　　杜威追溯人文教育的起源至古希腊时期，当时有一小群市民被免除劳力工作，因而能自由地将全副精力用于追求知识。其他人口，包括大多数女人与奴隶，都接受训练，只能从事“有用的”劳力。

　　简而言之，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分别对应到以下两种教育模式：前者为自由的或知识的教育，后者有用的或手工的教育。

　　这种区分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因为封建社会中拥有土地的贵族也认为“从事实用工作的”劳工地位在他们之下，自己则过着“观察、深思与推论的生活”。

　　然而，到了杜威的时代，如此区分已经过时。拥有土地的贵族早已被企业家所取代，实际上农奴与奴隶制度已经结束。

　　民主思想在美国社会中日渐茁壮，一九二〇年妇女获得投票权正是民主成就的象征。免费公立学校教育体系日趋完善，并迅速普及。难怪杜威想要废除“实用的”和“人文的”教育之间的区分，因为这样的区分使工人阶级的孩子永远停留在工人阶级。他认为根据民主思想，教育必须改善不平等的状况，而非使其加剧。

　　……目前的工业化社会就和史上曾经存在的每一个社会一样，充满了不平等。进步教育的目的，是参与改正不公平的特权与剥削，而非让不公平永久存在。

　　对杜威而言，平等的教育是带来真正民主社会的要件。藉由提供平等的机会，平等教育完全废除了阶级的特权。它也反复对更多大众宣扬公民道德——如果想要公民在民主制度下充分尽到公共责任，这就是必要条件。

　　从这个观点来看，今日金钱和教育愈来愈强的连结显然更有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有可能破坏民主社会的根本。

　　我们能如何处理教育中不平等的鸿沟？立即的回应大概是制度上的改变。伊莉莎白·华伦与艾蜜莉亚·泰吉（华伦的女儿）在《双薪陷阱》一书中提出几个令人信服的建议：公立大学学费冻涨；小孩三岁就进入学龄前幼儿学校；以发放教育补助券的方式将学校和住家位址的关联性分开。

　　以上做法在美国社会背景中看来仿佛很有道理，但它们并没有真正处理核心问题，也就是教育军备竞赛，而教育军备竞赛是基于教育层面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所引发。

　　显然恢复大众对公立学校的信心应该是当务之急，此举依然是确保社会上某种程度机会平等的最佳办法。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很难阻止有经济能力的家长花大钱让孩子念私校和请家教，因为他们得设法让孩子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儒家学说传统上总是和过度热心的教养方式有某种关系，正如蔡美儿在她具争议性的著作《虎妈战歌》中传神的描述，她的说法无疑有部分真实性。

　　正如蔡美儿的观察：“在今日中国，就算是年幼的孩子也往往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不断地读书与练习，他们的成绩会被公布出来，而且没人听说过睡衣派对。”所有其他儒家社会情况都是如此，包括日本、韩国、台湾、越南和新加坡等国，有无数孩子每天晚上都参加补习班和课业辅导。

　　在传授一套既定知识这方面，东亚教育或许相当有效率——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年刊《二〇一一年教育概览》的资料，学生表现最好的前五个国家中有四个是儒家社会国家——但这些国家的过度依赖死背、教学方式由上到下，以及让学生与家长都耗尽心力的统一入学考试等现象，也饱受批评。

　　金钱和教育的关系愈来愈紧密是中国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到在美国学区依住家的邮递区号分配；中国也有类似问题，它的配额体系也是以住宅区为依据。根据一项估计，一名住在安徽省的学生进入北京大学的机会是七千八百二十六分之一，然而北京学生的机会却是一百九十分之一。

　　富裕城市与省份的居民也能享有教育优势，因为最好的学校往往都集中在这些地方。同时，有钱人想尽办法让孩子走在最前面。送孩子到昂贵的国际学校。当英格兰享有盛名的哈罗公学宣布该校计画在香港成立新校区时，申请者蜂拥而上，“教育公债”（一种让申请者优先入学的股本凭证）价格飙高到三百万港币，大约为四十万美金。即使如此，名单上的人还是要排三年之久。

　　另一个香港国际学校启历学校在网站上建议申请者应该购买该校的“基础信用债券”（时价为一千万港币，可退费）或“基础凭证”（时价为五百万港币，不可退费）。想想看，只为了要被排进名单上，就必须付出这样一大笔钱！结果之一是，即使有钱的投资银行，都很难把员工从欧洲调来香港。糟糕！

　　在这一章里，我们不会直接处理金钱和教育的问题，而是运用儒家的学习理论重新定义教育的目的和本质。

　　藉此我们希望说服读者接受以下两点：第一，无法进入菁英大学的人，未必要以失败者身份度过余生，因为就算没有镀金学位或者没有超高智商的人，还是能成功而且快乐。这是儒家最根本的平等主义，儒家学说坚持，只要做出选择并努力去做，任何人都能成为圣贤。第二，社会化、情绪和体能的教育应该和知识教育一样重要。

　　在目前的环境下，有太多所谓顶尖大学毕业生最后变成“单向度的人”，只会解开复杂的等式，却缺乏处理人生中重要问题的道德能力。

　　以上两点将会使我们明白，人生中有比取得学位更重要的事，并有助于我们化解高度教育竞争之下的焦虑。

　　传统上，大多数人受教有的地方不是在家中（学习如务农、缝纫和畜牧业等一般技能），就是在工作坊中（学习专门技艺如烘焙、裁缝和金属制造）。在前工业社会，国家必须让所有人免费接受教育的概念似乎十分荒谬。那么国家为何和教育扯上关系？经济是主要动机。

　　平民教育诞生在欧洲，是为了响应工业革命。工厂取代了工作坊，国家发现他们需要稳定提供具有基本读写计算能力的工人。因此，初等义务教育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期，随后在二十世纪中期出现普及的中等教育。现在有些欧洲国家也提供免费的大专教育。

　　时至今日，受教育的理由通常还是以经济词汇表达。例如佛里曼与曼德鲍如此描述美国二十一世纪教育的挑战：

　　由于全球化与资讯科技革命两者的交融，在美国学校中提升学生数学、科学、阅读与创意程度，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决定性因素……难怪欧巴马总统宣布：“如果国家今日没有教育我们，明日就会让我们失去竞争力。”

　　我们可以接受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说法。然而，把教育的目的局限在此，我们却不以为然。

　　首先，教育和经济成长之间的关联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直接，即使在所谓知识经济的领域也并非如此。如张夏准指出：“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国民受更多教育能让国家更繁荣。”举例来说，一九六〇年的台湾识字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四，而菲律宾的识字率却是百分之七十二。

　　显然教育的鸿沟并不重要，因为台湾成为全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现在它平均每人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菲律宾的十倍。另一个是张夏准提出瑞士的例子，该国是富有国家中大学入学率最低国家（百分之四十七）但经济情况胜过教育程度高的其他国家如希腊（百分之九十一）。

　　在一篇常被引用、名为《教育去了何处？》的研究报告中，哈佛大学的兰特·普里切特振振有词地告诉读者，许多人所以为的教育和经济成长之间的联系，其实相当薄弱。

　　此外，获得技能不过是在真实世界里成功的部分因素。毫无疑问，熟练数学、阅读和科学，以及创意和批判思考都非常重要，但学生的个性和纪律又如何呢？佛里曼与曼德鲍主张，现代的雇主要寻找的员工，是“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能够完成非例行性复杂任务，能够与办公室中或其他国家的工作团队成员相互合作”——而且这些是最初步的要求，满足以上要求的人“只能得到面试机会”。

　　根据佛里曼与曼德鲍的说法，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创意创造者”或“有创意的服务者”。不然就会被淘汰。依照以上的定义，今日教育者的挑战似乎令人望之却步。

　　然而，在诸多对于高度连结世界的夸张形容之中，我们忍不住怀疑真相是否更为平凡无奇。世界或许变了，但也没变那么多。如果今天要雇人，我们还是会优先考虑这个人的工作伦理以及他是否值得信赖，而不是新奇的分析或沟通技巧。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主张，现代教育倾向于过度强调获取知识和技能，但为此却牺牲了人格塑造。前者主要是观念性的，而后者是社会、情绪和体能性的。

　　把焦点放在国家竞争，以其作为教育目的，可说是必然会忽略后者，损害社会长远的健全状态。我们的论点在于现代教育必须重新发现培养人格的重要性，把它列为首要目标之一——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儒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