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仲尼曰》的部分章节与今本《论语》存在同源关系，更多章节则或与传世文献相异，或不见于传世文献，《孟子》所引孔子言论亦是如此。可见，由于孔子弟子各有所记，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汇编本，其中多数在流传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论语》的早期传本源于“孔子语录”汇编本，并在汉代武、昭、宣时期逐渐经典化，形成多种抄本。汉代后期，张禹所传“张侯《论》”逐渐淘汰其他抄本，成为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

　　《论语》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一。关于它的成书，《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此说法本之刘向、刘歆父子，代表了汉人对《论语》成书的认知和想象，并揭示出三点信息：其一，《论语》是孔子与弟子、时人的问答记录；其二，《论语》由孔子弟子将他们平日所记孔子之语汇纂而成；其三，“论语”是论纂孔子之语的意思，这个书名在其成书时便已确定。

　　对于前两点，古今并无大的争议，只是在细节上有所推进，如杨伯峻指出，《论语》还包含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的言谈之语，以及《论语》最可能由曾参的门人编定。【2】关于第三点，古今有较多争论，如刘熙《释名》：“《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3】，将“论语”解释为“有条理地叙说自己的话”。王充《论衡·正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4】认为《论语》一书到汉代孔安国时才定名。刘熙和王充的观点均不准确，杨伯峻已有驳正。【5】

　　对于《汉书·艺文志》所揭示的前两点问题——《论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其早期文本形态和材料来源——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有新的进展。近年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中发现了一篇名为《仲尼曰》的文献，简文所载为孔子言论，共25条，其中见于今本《论语》者共8条。之前亦曾于出土简牍中发现《论语》类文献，如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论语》、平壤乐浪贞柏洞《论语》、海昏侯墓《论语》等，但均为西汉中期的文本，此时《论语》已大体成型，并不能反映此书的早期文本形态。

　　安大简《仲尼曰》是战国早中期的楚简，距离孔子生活年代并不远，与孔子之孙子思的去世时间非常接近。【6】因此，安大简《仲尼曰》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论语》的材料来源和早期形成过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自安大简《仲尼曰》公布以来，学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对《仲尼曰》的字词考释，并据此对《论语》的部分字句解释提出新论；其二是对《仲尼曰》文本性质、主题及编纂等问题的探究；其三是对《仲尼曰》思想史价值的揭示。

　　以上研究对我们认识《仲尼曰》及《论语》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仲尼曰》还有另一项重要价值，即提供了更多关于《论语》早期成书的新信息，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即以安大简《仲尼曰》为中心，探讨《论语》的成书过程。

　　中国自古便有立言的传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叔孙豹之语：“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与“立德”“立功”一样，是使人声名不朽的重要手段。立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口头发表言论，如商周时期王和臣子颁布的诰、誓、典、谟、训、命，它们被史官记录下来，部分文献是《尚书》《逸周书》的重要材料来源；又如诸侯国行人发布的外交辞令，如《吕相绝秦书》、屈完对齐桓公之问等；又如师徒之间的问答之语，它们主要记载在《论语》《孟子》等诸子书中。二是在物质材料上著书立篇。大部分人的言论因没有被记录或传播范围较小，即使是书写下来的简册，也因腐蚀朽蠹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少数人的言论被书写、铭刻、引用而得以保存。

　　在春秋及更早之前，名臣贤相之言是常见引用对象。如《尚书·盘庚》：“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迟任是殷商时期的著名人物，他的言论简短而富有人生哲理，因而被记录下来。《左传·隐公六年》载周任之言：“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仲虺为商汤时期的名臣，曾作《仲虺之诰》，其言论在先秦亦广泛流传。

　　《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子叔惠伯劝告东门襄仲：“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史佚是西周初期的著名史官，他的言论被记录下来而经典化，成为子叔惠伯论证其观点的重要依据。春秋时期名人的言论亦被有意识地记录和引用。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左传·昭公七年》：“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左传·哀公十七年》：“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等等。

　　因为这种重视言论的传统，古人很早便开始注意收集、整理格言名句，它们在出土和传世文献中有一定留存。如《说苑·谈丛》，共74条，多数在50字内，其内容与其他篇章有明显区别，多为格言警句，如“福生于微，祸生于忽，日夜恐惧，唯恐不卒”“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7】从《谈丛》之命名看，这应是被刻意收集起来以助言谈的。出土文献如郭店简《语丛》四篇、上博简《要曰》、马王堆帛书《称》、银雀山汉简《要言》等，亦属此类格言集。【8】

　　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格言杂编，格言与格言之间没有明确的作者、主题等方面的关联性，编者只是将不同来源的格言汇编起来，《说苑·谈丛》、郭店简《语丛》四篇等属于此类；其二为有明确编纂意识的格言短语集，它们以人或主题为中心，汇集与某个人物或主题相关的格言短语，《老子》《孙子》《论语》等属于此类。

　　格言短语被汇集起来，一方面是助于言谈引用，另一方面是用于教育。《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回答楚庄王关于教导太子之问，其中之一为“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语》是先王关于以德治民的言论，它们被收集起来，与《春秋》《诗》《礼》《乐》等一样，是教导王室子弟的重要教材。前文所举迟任、周任、仲虺、史佚、子犯、臧孙纥、叔向等人的名言，很可能在春秋时期已被收集起来，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料，为贵族士人所熟习，因此时人才能在各种政治活动中，灵活熟练地对这些格言名句加以引用。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人之一，拥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孔子一生讲学不辍，受业弟子众多，《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9】正如前文所言，在孔子之前已有引用、收集名人格言名句的传统，孔子的日常讲学之语以及与时人的言谈，很可能被其众多弟子有意识地记录、收集和整理。

　　《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与弟子、时人日常讲学和对谈之言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后相互纂辑而成，指的便是这种情况。《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孔子关于“行”的言论深受子张喜爱，因此子张将其记在腰带上。想必孔子的很多学生有此习惯，当他们听到孔子的言论和教诲，便有意识地记录下来。

　　安大简《仲尼曰》是一篇目前发现最早的“孔子语录”文献。据徐在国等人考证，安大简的年代为公元前400至公元前350年，与孔子逝世的时间（前479）相距并不远，与孔子之孙子思逝世的时代（前400）非常接近。【10】可见在孔子去世后不久《仲尼曰》便已形成。此篇文献的发现，为我们认识《论语》的材料来源和早期流传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

　　整理者徐在国等人认为，安大简《仲尼曰》有可能是早期《论语》的一个摘抄本，11此观点存在一定问题。安大简《仲尼曰》共25条，其中8条与《论语》有密切关系，另有8条见于《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文献，还有9条在传世文献里尚未找到对应的文字。12也就是说《仲尼曰》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内容与今本《论语》有关，因此将该篇视为《论语》的早期摘抄本并不恰当。周翔认为《仲尼曰》是一个较为精简的孔子语录摘抄本。【13】

　　陈民镇持类似意见，认为《仲尼曰》是一种儒家典籍的摘编本，且摘编者侧重“言”与“行”“善”与“不善”等主题，并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和齐整的句式。【14】代生亦有类似看法。【15】诸家所言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仲尼曰》与《论语》的文本关系如何？它对于我们认识《论语》的早期形态和成书过程有什么参考意义？这些问题还应做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先从《仲尼曰》与传世文献的互见关系入手。【16】

　　《仲尼曰》与《论语》的互见文献共8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两者几乎相同者，只有个别字词有别。如：

　　两者几无差别，说明《仲尼曰》的这条与今本《论语》有密切的同源关系。又如：

　　两者的主要差别在“自为”和“为己”。黄德宽等人认为《仲尼曰》的“自为”是“自己做”之意，与《论语》的“为己”有别。【19】王挺斌对黄德宽等人所引例证一一驳正，认为“自为”就是“为己”，两者意义相同。【20】此说为正，从此条的前后句对应关系看，后句为“为人”，“自为”解释为“为己”似更恰当，“自为”便是“为自”“为己”意。

　　仲尼曰：“去仁，恶乎成名？造次、颠沛必于此。”（《仲尼曰》第4条）【21】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两者对比可发现，《里仁》篇所记相对较长，而《仲尼曰》较为简短。《里仁》篇很可能是《论语》在流传的过程中合并两章而成，从“富与贵”到“不去也”是一章，从“君子去仁”到“颠沛必于是”是另一章。前者的主旨为人对富贵贫贱的态度，而后者的主旨为人对仁的坚守，两者主题有较大不同。《仲尼曰》此条与《里仁》后一章大体相似，但缺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句。

　　整理者指出，《穀梁传·僖公二十三年》范宁注所录“何休曰”引《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2】何休所引《里仁》也没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与《仲尼曰》正合，说明今本《论语》的这句话很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添加进去的，何休看到的《论语》保存了古本的内容。又如：

　　仲尼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仲尼曰》第5条）【23】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卫灵公》此条也可分为两章，前者评论史鱼，后者评论蘧伯玉。《仲尼曰》第5条与《卫灵公》的前章完全相同，而缺后章。这有可能是三种原因造成的：其一，《卫灵公》此条在流传的过程中，增加了评论蘧伯玉的内容；其二，《仲尼曰》第5条只摘抄了前章；其三，因孔子不同弟子的记述，形成了多种版本，而造成了两者的差异。因没有其他文献佐证，目前只能存疑。

　　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曰：“丘未之闻也。”使者退，仲尼曰：“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孰正而可使人问？”（《仲尼曰》第19条）【25】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仲尼曰》涉及对季康子为人的评价，而《颜渊》此条主要论述“为政”的纲领，文字出入较大。又如：

　　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仲尼曰》第20条）【26】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两者意义相近，但《雍也》篇多出了“贤哉回也”“在陋巷”等内容，且个别字词有别，文字出入较大。又如：

　　仲尼曰：“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袭。仅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伯夷、叔齐死于首阳，手足不弇，必夫人之谓乎？”（《仲尼曰》第21条）【27】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今本《论语》将以上内容分为两章，但从《仲尼曰》的内容看，两者似应合为一章。从具体的字句内容看，《仲尼曰》与《论语》差异较大，《论语》增添了不少内容，以齐景公和伯夷、叔齐形成对比，较《仲尼曰》复杂。

　　综合上文可知，安大简《仲尼曰》与今本《论语》的互见章中，四分之一确定有同源关系；四分之一可能有同源关系，但今本《论语》在流传的过程中有所扩充；二分之一差异较大，两者应有不同的材料来源。

　　《仲尼曰》与《论语》外的其他文献的互见章共8条，与《礼记》相关者最多，共4条。如：

　　仲尼曰：“于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诗》曰：‘彼求我，若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仲尼曰》第2条）【28】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礼记·缁衣》）【29】

　　《仲尼曰》所讲述的是为人的道理，即有些人不信其所贵者，而轻信其所贱者。《礼记·缁衣》有所改造，将“人”改为“大人”，并增添“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句，郭店简《缁衣》此句作“教此以失，民此以烦”【30】，上博简《缁衣》同，很可能是《礼记·缁衣》在流传的过程中字句有所改动。总之，《缁衣》将《仲尼曰》讲述为人道理的主旨，改造为君主治国的主题。再看：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礼记·缁衣》）【32】

　　从文本比对看，《缁衣》前两句与《仲尼曰》相近，但《缁衣》有所发展，分为三个层次论述，从“小人溺于水”到“大人溺于民”，逐渐引申出大人治国的道理，这也是《缁衣》作者的创造性改造。整理者指出，《玉篇·水部》“㲻”注：“孔子曰：‘君子㲻于曰，小人㲻于水。’今作‘溺’。”【33】“㲻”即“溺”，与《仲尼曰》第3条基本相同。《玉篇》注所引还保留着孔子语录未被改造前的形态。

　　仲尼曰：“君子所慎，必在人之所不闻与人之所不见。”（《仲尼曰》第7条）【34】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35】

　　《中庸》的“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句与《仲尼曰》第7条句意相似。黄德宽等人认为，《中庸》袭用《仲尼曰》此条简文立论，【36】言之有理。

　　仲尼曰：“弟子如出也，十手指汝，十目视汝，汝乌敢为不善乎！盖君子慎其独也。”（《仲尼曰》第10条）【37】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礼记·大学》）【38】

　　曾子所言“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与《仲尼曰》近似，且“君子慎其独也”在《大学》此章中屡次出现，可看出《大学》此章很可能是化用《仲尼曰》第10条而来。

　　仲尼曰：“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仲尼曰》第1条）【39】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汝哉！然而君子之务，尽有之矣。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鹰鶽以山为卑，而曾巢其上，鱼鳖鼋龟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大戴礼记·曾子疾病》）【40】

　　《曾子疾病》的“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与《仲尼曰》极为相似。此句应是被曾子所引，用以论述“无以利害义”之理。

　　仲尼曰：“古者恶盗而弗杀，今者弗恶而杀之。”（《仲尼曰》第14条）【41】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匮其生，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是以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孔丛子·刑论》）【42】

　　《孔丛子·刑论》的“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与《仲尼曰》第14条相近，但增添了不少内容，《孔丛子》所记有可能是袭用《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而来。

　　综合上文所述，《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书与《仲尼曰》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它们的部分章节系在《仲尼曰》的基础上引申立论，这说明《礼记》等书的编者参考过《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再综合《仲尼曰》与《论语》的密切关系，可推测《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很可能是《论语》《礼记》《大戴礼记》等书所引“孔子语录”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于这种推断，还可以从《仲尼曰》内部找到佐证：

　　其一，《仲尼曰》只包含孔子的语录，并没有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言论。今本《论语》则包含孔子弟子如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等人的言语。杨伯峻认为《论语》中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的语录，是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被陆续添加进去的，【43】其言有理。《仲尼曰》并没有掺杂孔子弟子的言论，正可说明它的形成时间较早，很可能是今本《论语》的早期源头之一。

　　其二，《仲尼曰》的形式较为独特，除去一条开头为“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外，其余简文均以“仲尼曰”开头。“仲尼”是弟子对孔子的尊称，据《颜氏家训·风操》：“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44】今本《论语》称“仲尼”者仅6例，均见于《子张》篇，绝大多数称“子”或“孔子”“夫子”，说明《论语》在流传的过程中对孔子的称谓发生了变动。45也就是说，在早期“孔子语录”汇编本中，弟子尊称孔子为“仲尼”，后《论语》除《子张》篇的6章外，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改为“子”“夫子”“孔子”等称呼。如前文所举两条与今本《论语》密切相关者，《仲尼曰》开头称“仲尼”，而今本《论语》作“子”。由此也可推测，《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是《论语》等书的早期来源之一。

　　总之，《仲尼曰》是“孔子语录”的一个早期汇编本，它与其同源文本是《论语》《礼记》《大戴礼记》等部分篇章的源头之一，对此类古书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已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孔子的语录，所以《汉书·艺文志》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46】。不同的弟子根据平时所记，汇集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抄本，且当时所记孔子言论远比今天能见到的更多。如王充《论衡·正说》曰：“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勑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47】今本《论语》共二十篇，亡佚的想必不少。安大简《仲尼曰》有9条并不见于传世文献，即使与传世文献相关者，也大多差异较大，这正可说明孔子弟子所记“孔子语录”，亡佚者非常之多。如《孟子》所引，很可能是出自另外一种孔子语录抄本。

　　孟子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出生，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48】，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对先师孔子推崇备至，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对孔子的言论非常熟悉，在《孟子》书中随手拈来，大量引用孔子语录。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曰：

　　《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49】

　　其一，《孟子》所引与今本《论语》差别不大者。如《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两者相同。又如《孟子·滕文公上》：“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此段有两处见于《论语》。《论语·宪问》载孔子言：“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论语·颜渊》记孔子答季康子之问：“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所引与今本《论语》差别不大。又如《孟子·尽心下》记孟子答万章之问：“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两者几乎全同。《孟子·离娄上》：“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两者相近。

　　其二，《孟子》所引孔子言论与今本《论语》差异较大者。如《孟子·尽心下》记万章之问：“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二者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又《孟子·滕文公上》：“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

　　此句见《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从“大哉”到“民无能名焉”二者相同，但《孟子》所记还有对舜的评价，且其内容与《论语》有异。又如《孟子·公孙丑上》：“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二者意义相近，但文字差别较大。

　　其三，《孟子》所引约七成左右共21条孔子言论，并不见于今本《论语》。如孔子对《诗》《春秋》的评价论述。《孟子·公孙丑上》：“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子·告子上》：“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以及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如《孟子·离娄上》：“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又如孔子对社会乱象的批判，如《孟子·尽心下》：“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等等。

　　综合上文可知，孟子所引孔子言论除少数与今本《论语》相同外，多数差异较大，甚至绝大部分不见于今本《论语》，与时代接近的安大简《仲尼曰》也没有重合，说明孟子见到的是另一种“孔子语录”抄本。【50】

　　除此之外，2021年在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中发现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孔子曰》的文献，内容为孔子言论，部分内容可与今本《论语》对读，少量内容散见于《礼记》《孟子》等传世古籍。【51】该篇简文目前只公布了不到十分之一内容，未来全文公布后，将为我们认识“孔子语录”的早期抄本提供更多的参考。另外，上博简有数篇《论语》类文献，直接见于今本《论语》的有三篇，分别为《从政》《仲弓》《君子为礼》，【52】其最早源头也应是“孔子语录”。

　　从今本《论语》、安大简《仲尼曰》《孟子》所引孔子言论、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上博简《从政》《仲弓》《君子为礼》等可知，战国时期流传着多种“孔子语录”本，它们之间的部分章节存在同源关系，但多数并不相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孔子与部分弟子的私下言谈，只可能被与谈者记录，其他弟子无法得知；其二，弟子所记有倾向性，各自选择其认为重要者记录；其三，“孔子语录”的汇编者依据的材料来源和不同编纂倾向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孔子语录”抄本在编成后分别流传，孔子的部分言论散落在《礼记》《大戴礼记》《说苑》、郭店简《语丛》、定州汉墓《儒家者言》等传世和出土文献中，成为儒家思想的文献根基。

　　今本《论语》的早期抄本只是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语录”的一种，这一早期抄本与《仲尼曰》一样，应只收录孔子的言论，其后在流传过程中，经孔子再传弟子的补充，逐渐加进孔子弟子的言论。《子张》篇最为明显，此篇共录子张言论2条、子夏11条、子游2条、曾子4条、子贡6条，无一条孔子语录。其他篇也散落着孔子弟子的言论，如《学而》篇有7条有子、曾子、子夏、子贡等人的言论，《里仁》篇有1条子游之言，《泰伯》篇录5条曾子言论，《颜渊》篇有1条曾子之言，等等。

　　《论语》这部书究竟是什么时候定名的，目前并不清楚。《孟子》《荀子》等书虽引孔子言论，但并没有提及《论语》之名。较早提及《论语》者是《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礼记·坊记》《史记》等书，但已晚至汉代，所以学者对《论语》正式的定名时间有较大争议。依《汉志》所言，似在孔子弟子编纂成书后，便将之称为《论语》。

　　但王充《论衡·正说》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53】王充的说法显然有问题，因为在孔安国之前的《韩诗外传》等书引用孔子语录时，已明确称《论语》。安大简《仲尼曰》末有“仲尼之耑语也”数字，整理者认为“耑语”有三种解释：其一为“端语”，为“正语”意；其二为“论语”；其三为“短语”。【54】尽管对“耑语”的释读有争议，但至少在战国早中期“孔子语录”已有专名，《论语》这一书名应不会太晚。

　　《论语》在汉代武、昭、宣朝逐步经典化。汉武帝在元朔元年（前128）冬十一月的诏书中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55】引用了《论语》的《公冶长》和《述而》篇。汉昭帝在始元五年（前82）六月的诏书中，称他“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56】，说明在此之前《论语》与《尚书》等书已成为皇子必须通读的经典。在西汉中期，《论语》已有多个抄本，如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

　　刘修卒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这个抄本在此之前已形成；又如朝鲜平壤市乐浪地区发现的《论语》竹简，墓主在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或之后不久下葬，这个抄本在此之前应已完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刘贺于神爵三年（前59）去世，这个抄本在此之前也已形成。三个抄本的下限时间相近，相差不过十五年左右，地域南北皆有，甚至远至朝鲜半岛亦有发现，说明汉代中期《论语》已在汉帝国境内广泛流传。【57】

　　汉成帝时，刘向校对中秘藏书，形成三种类别的《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58】张禹传鲁《论》，授汉成帝，被封侯拜相，所以西汉后期“张侯《论》”成为主流，也是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曹魏时期，何晏以“张侯《论》”为基础，汇集众说编撰《论语集解》，是今本《论语》的祖本。【59】

　　安大简《仲尼曰》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孔子语录”文献的编纂以及《论语》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材料。通过对《仲尼曰》《论语》以及早期文献中“孔子语录”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安大简《仲尼曰》的发现，以及《孟子》所引孔子言论、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上博简《从政》《仲弓》《君子为礼》等，表明在战国时期存在着多种关于孔子言论的汇编本，《论语》的早期抄本只是其中一种。且从《仲尼曰》和《孟子》所引多数未见传世文献看，今本《论语》只保存了战国时期“孔子语录”的一小部分，多数因各种原因而亡佚不存。

　　其二，《礼记》《大戴礼记》《说苑》《孔丛子》等书保存了部分“孔子语录”，但从《仲尼曰》与它们的互见文本看，孔子弟子及儒家后学曾对孔子言论有所引用、改造和阐释，在孔子言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化了孔子思想的内涵。

　　其三，《论语》之成书存在层累形成的过程，它的早期抄本与《仲尼曰》一样只汇集孔子的语录，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加入了孔子弟子的相关言论，甚至到西汉时期，《论语》的文本还未完全定型。直至张禹以《论语》授汉成帝，使“张侯《论》”行于天下，才逐渐取代其他《论语》抄本，成为最流行的文本。从《论语》的形成过程，可推测多数先秦古书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其丰富的成书史值得深入、细致地挖掘。

　　注释1（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7页。2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3（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15、217、113页。4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8页。5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第25-26页。6 安大简整理者徐在国等人认为，安大简的年代在公元前400－前350年之间，与子思逝世的时间非常接近。参见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7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5、396页。8 关于先秦两汉格言集的研究，可参看陈伟武：《试论简帛文献中的格言资料》，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286页；刘娇：《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现象》，北京：线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8页。10 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11 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12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43-52页。13 周翔：《从安大简〈仲尼曰〉谈孔子语录类文本的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14 陈民镇：《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15 代生：《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16 安大简《仲尼曰》整理者在释文的注释中，已较为全面地列出《仲尼曰》与传世文献的互见文本，本文多有参考，后文不再一一注明。17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为便于分析比对，本文所引均为宽式释文。18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19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8页。20 王挺斌：《安大简〈仲尼曰〉“古之学者自为”小议》，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年9月9日。21(10）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2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页。23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24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25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26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27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刘信芳对此章的断句有异议，认为“堇”后加句读，读为“谨”，“袭谨”是慎之又慎的意思，参见刘信芳：《安大简〈仲尼之耑诉〉释读（五－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年9月27日。28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29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7页。30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7页。31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32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328页。33 （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8页。34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35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2页。36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7页。37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44页。3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92-1593页。39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40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97页。41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42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8页。43 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第27-29页。44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2页。45 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46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7页。47 黄晖：《论衡校释》，第1136页。48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3页。49 （清）顾炎武撰，严文儒、戴扬本校点：《日知录日知录之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5页。50 徐建委指出，《孟子》中所引大多数的孔子言行不见于今本《论语》，说明其时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非常丰富，《论语》当时很可能还没有形成今本样态。参见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70页。顾史考在比对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与《论语》《孟子》的异同后，亦认为孟子可能见到与《孔子曰》类似、有部分重复而又不全同于《论语》前身的另一种孔子语录文集。参见[美]顾史考：《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初探》，《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秋之卷。51 赵晓斌：《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概述》，《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美]顾史考：《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初探》，《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秋之卷。52 尉侯凯：《上博简〈论语〉类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04页。53 黄晖：《论衡校释》，第1138页。54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52页。55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6页。56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3页。57 陈侃理对以上三种出土《论语》抄本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参见陈侃理：《海昏竹书〈论语〉初论》，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41-158页。此外，杨博对肩水金关、罗布淖尔、甲渠候官、悬泉、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论语》抄本的文本形态有所分析，探讨了《论语》在汉唐时期的文本演变过程。参见杨博：《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孔子研究》2023年第4期。58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6页。59 陈侃理对汉代中晚期以来《论语》的流传情况有清晰的梳理，不再赘述。参见陈侃理：《海昏竹书〈论语〉初论》，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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