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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余建平:安大简《仲尼曰》与《论语

发布时间: 2024-06-01 本站作者 【 字体: 】 浏览:

  安大简《仲尼曰》的部分章节与今本《论语》存在同源关系,更多章节则或与传世文献相异,或不见于传世文献,《孟子》所引孔子言论亦是如此。可见,由于孔子弟子各有所记,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汇编本,其中多数在流传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论语》的早期传本源于“孔子语录”汇编本,并在汉代武、昭、宣时期逐渐经典化,形成多种抄本。汉代后期,张禹所传“张侯《论》”逐渐淘汰其他抄本,成为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

  《论语》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一。关于它的成书,《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此说法本之刘向、刘歆父子,代表了汉人对《论语》成书的认知和想象,并揭示出三点信息:其一,《论语》是孔子与弟子、时人的问答记录;其二,《论语》由孔子弟子将他们平日所记孔子之语汇纂而成;其三,“论语”是论纂孔子之语的意思,这个书名在其成书时便已确定。

  对于前两点,古今并无大的争议,只是在细节上有所推进,如杨伯峻指出,《论语》还包含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的言谈之语,以及《论语》最可能由曾参的门人编定。【2】关于第三点,古今有较多争论,如刘熙《释名》:“《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3】,将“论语”解释为“有条理地叙说自己的话”。王充《论衡·正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4】认为《论语》一书到汉代孔安国时才定名。刘熙和王充的观点均不准确,杨伯峻已有驳正。【5】

  对于《汉书·艺文志》所揭示的前两点问题——《论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其早期文本形态和材料来源——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有新的进展。近年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中发现了一篇名为《仲尼曰》的文献,简文所载为孔子言论,共25条,其中见于今本《论语》者共8条。之前亦曾于出土简牍中发现《论语》类文献,如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论语》、平壤乐浪贞柏洞《论语》、海昏侯墓《论语》等,但均为西汉中期的文本,此时《论语》已大体成型,并不能反映此书的早期文本形态。

  安大简《仲尼曰》是战国早中期的楚简,距离孔子生活年代并不远,与孔子之孙子思的去世时间非常接近。【6】因此,安大简《仲尼曰》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论语》的材料来源和早期形成过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自安大简《仲尼曰》公布以来,学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对《仲尼曰》的字词考释,并据此对《论语》的部分字句解释提出新论;其二是对《仲尼曰》文本性质、主题及编纂等问题的探究;其三是对《仲尼曰》思想史价值的揭示。

  以上研究对我们认识《仲尼曰》及《论语》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仲尼曰》还有另一项重要价值,即提供了更多关于《论语》早期成书的新信息,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即以安大简《仲尼曰》为中心,探讨《论语》的成书过程。

  中国自古便有立言的传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叔孙豹之语:“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与“立德”“立功”一样,是使人声名不朽的重要手段。立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口头发表言论,如商周时期王和臣子颁布的诰、誓、典、谟、训、命,它们被史官记录下来,部分文献是《尚书》《逸周书》的重要材料来源;又如诸侯国行人发布的外交辞令,如《吕相绝秦书》、屈完对齐桓公之问等;又如师徒之间的问答之语,它们主要记载在《论语》《孟子》等诸子书中。二是在物质材料上著书立篇。大部分人的言论因没有被记录或传播范围较小,即使是书写下来的简册,也因腐蚀朽蠹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少数人的言论被书写、铭刻、引用而得以保存。

  在春秋及更早之前,名臣贤相之言是常见引用对象。如《尚书·盘庚》:“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迟任是殷商时期的著名人物,他的言论简短而富有人生哲理,因而被记录下来。《左传·隐公六年》载周任之言:“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仲虺为商汤时期的名臣,曾作《仲虺之诰》,其言论在先秦亦广泛流传。

  《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子叔惠伯劝告东门襄仲:“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史佚是西周初期的著名史官,他的言论被记录下来而经典化,成为子叔惠伯论证其观点的重要依据。春秋时期名人的言论亦被有意识地记录和引用。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左传·昭公七年》:“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左传·哀公十七年》:“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等等。

  因为这种重视言论的传统,古人很早便开始注意收集、整理格言名句,它们在出土和传世文献中有一定留存。如《说苑·谈丛》,共74条,多数在50字内,其内容与其他篇章有明显区别,多为格言警句,如“福生于微,祸生于忽,日夜恐惧,唯恐不卒”“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7】从《谈丛》之命名看,这应是被刻意收集起来以助言谈的。出土文献如郭店简《语丛》四篇、上博简《要曰》、马王堆帛书《称》、银雀山汉简《要言》等,亦属此类格言集。【8】

  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格言杂编,格言与格言之间没有明确的作者、主题等方面的关联性,编者只是将不同来源的格言汇编起来,《说苑·谈丛》、郭店简《语丛》四篇等属于此类;其二为有明确编纂意识的格言短语集,它们以人或主题为中心,汇集与某个人物或主题相关的格言短语,《老子》《孙子》《论语》等属于此类。

  格言短语被汇集起来,一方面是助于言谈引用,另一方面是用于教育。《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回答楚庄王关于教导太子之问,其中之一为“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语》是先王关于以德治民的言论,它们被收集起来,与《春秋》《诗》《礼》《乐》等一样,是教导王室子弟的重要教材。前文所举迟任、周任、仲虺、史佚、子犯、臧孙纥、叔向等人的名言,很可能在春秋时期已被收集起来,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料,为贵族士人所熟习,因此时人才能在各种政治活动中,灵活熟练地对这些格言名句加以引用。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人之一,拥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孔子一生讲学不辍,受业弟子众多,《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9】正如前文所言,在孔子之前已有引用、收集名人格言名句的传统,孔子的日常讲学之语以及与时人的言谈,很可能被其众多弟子有意识地记录、收集和整理。

  《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与弟子、时人日常讲学和对谈之言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后相互纂辑而成,指的便是这种情况。《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孔子关于“行”的言论深受子张喜爱,因此子张将其记在腰带上。想必孔子的很多学生有此习惯,当他们听到孔子的言论和教诲,便有意识地记录下来。

  安大简《仲尼曰》是一篇目前发现最早的“孔子语录”文献。据徐在国等人考证,安大简的年代为公元前400至公元前350年,与孔子逝世的时间(前479)相距并不远,与孔子之孙子思逝世的时代(前400)非常接近。【10】可见在孔子去世后不久《仲尼曰》便已形成。此篇文献的发现,为我们认识《论语》的材料来源和早期流传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

  整理者徐在国等人认为,安大简《仲尼曰》有可能是早期《论语》的一个摘抄本,11此观点存在一定问题。安大简《仲尼曰》共25条,其中8条与《论语》有密切关系,另有8条见于《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文献,还有9条在传世文献里尚未找到对应的文字。12也就是说《仲尼曰》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内容与今本《论语》有关,因此将该篇视为《论语》的早期摘抄本并不恰当。周翔认为《仲尼曰》是一个较为精简的孔子语录摘抄本。【13】

  陈民镇持类似意见,认为《仲尼曰》是一种儒家典籍的摘编本,且摘编者侧重“言”与“行”“善”与“不善”等主题,并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和齐整的句式。【14】代生亦有类似看法。【15】诸家所言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仲尼曰》与《论语》的文本关系如何?它对于我们认识《论语》的早期形态和成书过程有什么参考意义?这些问题还应做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先从《仲尼曰》与传世文献的互见关系入手。【16】

  《仲尼曰》与《论语》的互见文献共8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两者几乎相同者,只有个别字词有别。如:

  两者几无差别,说明《仲尼曰》的这条与今本《论语》有密切的同源关系。又如:

  两者的主要差别在“自为”和“为己”。黄德宽等人认为《仲尼曰》的“自为”是“自己做”之意,与《论语》的“为己”有别。【19】王挺斌对黄德宽等人所引例证一一驳正,认为“自为”就是“为己”,两者意义相同。【20】此说为正,从此条的前后句对应关系看,后句为“为人”,“自为”解释为“为己”似更恰当,“自为”便是“为自”“为己”意。

  仲尼曰:“去仁,恶乎成名?造次、颠沛必于此。”(《仲尼曰》第4条)【21】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两者对比可发现,《里仁》篇所记相对较长,而《仲尼曰》较为简短。《里仁》篇很可能是《论语》在流传的过程中合并两章而成,从“富与贵”到“不去也”是一章,从“君子去仁”到“颠沛必于是”是另一章。前者的主旨为人对富贵贫贱的态度,而后者的主旨为人对仁的坚守,两者主题有较大不同。《仲尼曰》此条与《里仁》后一章大体相似,但缺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句。

  整理者指出,《穀梁传·僖公二十三年》范宁注所录“何休曰”引《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2】何休所引《里仁》也没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与《仲尼曰》正合,说明今本《论语》的这句话很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添加进去的,何休看到的《论语》保存了古本的内容。又如:

  仲尼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仲尼曰》第5条)【23】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卫灵公》此条也可分为两章,前者评论史鱼,后者评论蘧伯玉。《仲尼曰》第5条与《卫灵公》的前章完全相同,而缺后章。这有可能是三种原因造成的:其一,《卫灵公》此条在流传的过程中,增加了评论蘧伯玉的内容;其二,《仲尼曰》第5条只摘抄了前章;其三,因孔子不同弟子的记述,形成了多种版本,而造成了两者的差异。因没有其他文献佐证,目前只能存疑。

  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曰:“丘未之闻也。”使者退,仲尼曰:“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孰正而可使人问?”(《仲尼曰》第19条)【25】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仲尼曰》涉及对季康子为人的评价,而《颜渊》此条主要论述“为政”的纲领,文字出入较大。又如:

  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仲尼曰》第20条)【26】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两者意义相近,但《雍也》篇多出了“贤哉回也”“在陋巷”等内容,且个别字词有别,文字出入较大。又如:

  仲尼曰:“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袭。仅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伯夷、叔齐死于首阳,手足不弇,必夫人之谓乎?”(《仲尼曰》第21条)【27】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今本《论语》将以上内容分为两章,但从《仲尼曰》的内容看,两者似应合为一章。从具体的字句内容看,《仲尼曰》与《论语》差异较大,《论语》增添了不少内容,以齐景公和伯夷、叔齐形成对比,较《仲尼曰》复杂。

  综合上文可知,安大简《仲尼曰》与今本《论语》的互见章中,四分之一确定有同源关系;四分之一可能有同源关系,但今本《论语》在流传的过程中有所扩充;二分之一差异较大,两者应有不同的材料来源。

  《仲尼曰》与《论语》外的其他文献的互见章共8条,与《礼记》相关者最多,共4条。如:

  仲尼曰:“于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诗》曰:‘彼求我,若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仲尼曰》第2条)【28】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礼记·缁衣》)【29】

  《仲尼曰》所讲述的是为人的道理,即有些人不信其所贵者,而轻信其所贱者。《礼记·缁衣》有所改造,将“人”改为“大人”,并增添“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句,郭店简《缁衣》此句作“教此以失,民此以烦”【30】,上博简《缁衣》同,很可能是《礼记·缁衣》在流传的过程中字句有所改动。总之,《缁衣》将《仲尼曰》讲述为人道理的主旨,改造为君主治国的主题。再看: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礼记·缁衣》)【32】

  从文本比对看,《缁衣》前两句与《仲尼曰》相近,但《缁衣》有所发展,分为三个层次论述,从“小人溺于水”到“大人溺于民”,逐渐引申出大人治国的道理,这也是《缁衣》作者的创造性改造。整理者指出,《玉篇·水部》“㲻”注:“孔子曰:‘君子㲻于曰,小人㲻于水。’今作‘溺’。”【33】“㲻”即“溺”,与《仲尼曰》第3条基本相同。《玉篇》注所引还保留着孔子语录未被改造前的形态。

  仲尼曰:“君子所慎,必在人之所不闻与人之所不见。”(《仲尼曰》第7条)【34】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35】

  《中庸》的“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句与《仲尼曰》第7条句意相似。黄德宽等人认为,《中庸》袭用《仲尼曰》此条简文立论,【36】言之有理。

  仲尼曰:“弟子如出也,十手指汝,十目视汝,汝乌敢为不善乎!盖君子慎其独也。”(《仲尼曰》第10条)【37】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礼记·大学》)【38】

  曾子所言“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与《仲尼曰》近似,且“君子慎其独也”在《大学》此章中屡次出现,可看出《大学》此章很可能是化用《仲尼曰》第10条而来。

  仲尼曰:“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仲尼曰》第1条)【39】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汝哉!然而君子之务,尽有之矣。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鹰鶽以山为卑,而曾巢其上,鱼鳖鼋龟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大戴礼记·曾子疾病》)【40】

  《曾子疾病》的“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与《仲尼曰》极为相似。此句应是被曾子所引,用以论述“无以利害义”之理。

  仲尼曰:“古者恶盗而弗杀,今者弗恶而杀之。”(《仲尼曰》第14条)【41】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匮其生,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是以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孔丛子·刑论》)【42】

  《孔丛子·刑论》的“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与《仲尼曰》第14条相近,但增添了不少内容,《孔丛子》所记有可能是袭用《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而来。

  综合上文所述,《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书与《仲尼曰》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它们的部分章节系在《仲尼曰》的基础上引申立论,这说明《礼记》等书的编者参考过《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再综合《仲尼曰》与《论语》的密切关系,可推测《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很可能是《论语》《礼记》《大戴礼记》等书所引“孔子语录”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于这种推断,还可以从《仲尼曰》内部找到佐证:

  其一,《仲尼曰》只包含孔子的语录,并没有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言论。今本《论语》则包含孔子弟子如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等人的言语。杨伯峻认为《论语》中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的语录,是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被陆续添加进去的,【43】其言有理。《仲尼曰》并没有掺杂孔子弟子的言论,正可说明它的形成时间较早,很可能是今本《论语》的早期源头之一。

  其二,《仲尼曰》的形式较为独特,除去一条开头为“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外,其余简文均以“仲尼曰”开头。“仲尼”是弟子对孔子的尊称,据《颜氏家训·风操》:“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44】今本《论语》称“仲尼”者仅6例,均见于《子张》篇,绝大多数称“子”或“孔子”“夫子”,说明《论语》在流传的过程中对孔子的称谓发生了变动。45也就是说,在早期“孔子语录”汇编本中,弟子尊称孔子为“仲尼”,后《论语》除《子张》篇的6章外,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改为“子”“夫子”“孔子”等称呼。如前文所举两条与今本《论语》密切相关者,《仲尼曰》开头称“仲尼”,而今本《论语》作“子”。由此也可推测,《仲尼曰》或其同源文本是《论语》等书的早期来源之一。

  总之,《仲尼曰》是“孔子语录”的一个早期汇编本,它与其同源文本是《论语》《礼记》《大戴礼记》等部分篇章的源头之一,对此类古书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已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孔子的语录,所以《汉书·艺文志》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46】。不同的弟子根据平时所记,汇集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抄本,且当时所记孔子言论远比今天能见到的更多。如王充《论衡·正说》曰:“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勑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47】今本《论语》共二十篇,亡佚的想必不少。安大简《仲尼曰》有9条并不见于传世文献,即使与传世文献相关者,也大多差异较大,这正可说明孔子弟子所记“孔子语录”,亡佚者非常之多。如《孟子》所引,很可能是出自另外一种孔子语录抄本。

  孟子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出生,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48】,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对先师孔子推崇备至,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对孔子的言论非常熟悉,在《孟子》书中随手拈来,大量引用孔子语录。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曰:

  《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49】

  其一,《孟子》所引与今本《论语》差别不大者。如《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两者相同。又如《孟子·滕文公上》:“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此段有两处见于《论语》。《论语·宪问》载孔子言:“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论语·颜渊》记孔子答季康子之问:“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所引与今本《论语》差别不大。又如《孟子·尽心下》记孟子答万章之问:“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两者几乎全同。《孟子·离娄上》:“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两者相近。

  其二,《孟子》所引孔子言论与今本《论语》差异较大者。如《孟子·尽心下》记万章之问:“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二者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又《孟子·滕文公上》:“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

  此句见《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从“大哉”到“民无能名焉”二者相同,但《孟子》所记还有对舜的评价,且其内容与《论语》有异。又如《孟子·公孙丑上》:“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二者意义相近,但文字差别较大。

  其三,《孟子》所引约七成左右共21条孔子言论,并不见于今本《论语》。如孔子对《诗》《春秋》的评价论述。《孟子·公孙丑上》:“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子·告子上》:“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以及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如《孟子·离娄上》:“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又如孔子对社会乱象的批判,如《孟子·尽心下》:“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等等。

  综合上文可知,孟子所引孔子言论除少数与今本《论语》相同外,多数差异较大,甚至绝大部分不见于今本《论语》,与时代接近的安大简《仲尼曰》也没有重合,说明孟子见到的是另一种“孔子语录”抄本。【50】

  除此之外,2021年在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中发现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孔子曰》的文献,内容为孔子言论,部分内容可与今本《论语》对读,少量内容散见于《礼记》《孟子》等传世古籍。【51】该篇简文目前只公布了不到十分之一内容,未来全文公布后,将为我们认识“孔子语录”的早期抄本提供更多的参考。另外,上博简有数篇《论语》类文献,直接见于今本《论语》的有三篇,分别为《从政》《仲弓》《君子为礼》,【52】其最早源头也应是“孔子语录”。

  从今本《论语》、安大简《仲尼曰》《孟子》所引孔子言论、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上博简《从政》《仲弓》《君子为礼》等可知,战国时期流传着多种“孔子语录”本,它们之间的部分章节存在同源关系,但多数并不相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孔子与部分弟子的私下言谈,只可能被与谈者记录,其他弟子无法得知;其二,弟子所记有倾向性,各自选择其认为重要者记录;其三,“孔子语录”的汇编者依据的材料来源和不同编纂倾向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孔子语录”抄本在编成后分别流传,孔子的部分言论散落在《礼记》《大戴礼记》《说苑》、郭店简《语丛》、定州汉墓《儒家者言》等传世和出土文献中,成为儒家思想的文献根基。

  今本《论语》的早期抄本只是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语录”的一种,这一早期抄本与《仲尼曰》一样,应只收录孔子的言论,其后在流传过程中,经孔子再传弟子的补充,逐渐加进孔子弟子的言论。《子张》篇最为明显,此篇共录子张言论2条、子夏11条、子游2条、曾子4条、子贡6条,无一条孔子语录。其他篇也散落着孔子弟子的言论,如《学而》篇有7条有子、曾子、子夏、子贡等人的言论,《里仁》篇有1条子游之言,《泰伯》篇录5条曾子言论,《颜渊》篇有1条曾子之言,等等。

  《论语》这部书究竟是什么时候定名的,目前并不清楚。《孟子》《荀子》等书虽引孔子言论,但并没有提及《论语》之名。较早提及《论语》者是《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礼记·坊记》《史记》等书,但已晚至汉代,所以学者对《论语》正式的定名时间有较大争议。依《汉志》所言,似在孔子弟子编纂成书后,便将之称为《论语》。

  但王充《论衡·正说》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53】王充的说法显然有问题,因为在孔安国之前的《韩诗外传》等书引用孔子语录时,已明确称《论语》。安大简《仲尼曰》末有“仲尼之耑语也”数字,整理者认为“耑语”有三种解释:其一为“端语”,为“正语”意;其二为“论语”;其三为“短语”。【54】尽管对“耑语”的释读有争议,但至少在战国早中期“孔子语录”已有专名,《论语》这一书名应不会太晚。

  《论语》在汉代武、昭、宣朝逐步经典化。汉武帝在元朔元年(前128)冬十一月的诏书中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55】引用了《论语》的《公冶长》和《述而》篇。汉昭帝在始元五年(前82)六月的诏书中,称他“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56】,说明在此之前《论语》与《尚书》等书已成为皇子必须通读的经典。在西汉中期,《论语》已有多个抄本,如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

  刘修卒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这个抄本在此之前已形成;又如朝鲜平壤市乐浪地区发现的《论语》竹简,墓主在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或之后不久下葬,这个抄本在此之前应已完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刘贺于神爵三年(前59)去世,这个抄本在此之前也已形成。三个抄本的下限时间相近,相差不过十五年左右,地域南北皆有,甚至远至朝鲜半岛亦有发现,说明汉代中期《论语》已在汉帝国境内广泛流传。【57】

  汉成帝时,刘向校对中秘藏书,形成三种类别的《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58】张禹传鲁《论》,授汉成帝,被封侯拜相,所以西汉后期“张侯《论》”成为主流,也是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曹魏时期,何晏以“张侯《论》”为基础,汇集众说编撰《论语集解》,是今本《论语》的祖本。【59】

  安大简《仲尼曰》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孔子语录”文献的编纂以及《论语》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材料。通过对《仲尼曰》《论语》以及早期文献中“孔子语录”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安大简《仲尼曰》的发现,以及《孟子》所引孔子言论、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上博简《从政》《仲弓》《君子为礼》等,表明在战国时期存在着多种关于孔子言论的汇编本,《论语》的早期抄本只是其中一种。且从《仲尼曰》和《孟子》所引多数未见传世文献看,今本《论语》只保存了战国时期“孔子语录”的一小部分,多数因各种原因而亡佚不存。

  其二,《礼记》《大戴礼记》《说苑》《孔丛子》等书保存了部分“孔子语录”,但从《仲尼曰》与它们的互见文本看,孔子弟子及儒家后学曾对孔子言论有所引用、改造和阐释,在孔子言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化了孔子思想的内涵。

  其三,《论语》之成书存在层累形成的过程,它的早期抄本与《仲尼曰》一样只汇集孔子的语录,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加入了孔子弟子的相关言论,甚至到西汉时期,《论语》的文本还未完全定型。直至张禹以《论语》授汉成帝,使“张侯《论》”行于天下,才逐渐取代其他《论语》抄本,成为最流行的文本。从《论语》的形成过程,可推测多数先秦古书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其丰富的成书史值得深入、细致地挖掘。

  注释1(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7页。2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3(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15、217、113页。4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8页。5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第25-26页。6 安大简整理者徐在国等人认为,安大简的年代在公元前400-前350年之间,与子思逝世的时间非常接近。参见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7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5、396页。8 关于先秦两汉格言集的研究,可参看陈伟武:《试论简帛文献中的格言资料》,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286页;刘娇:《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现象》,北京:线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8页。10 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11 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12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43-52页。13 周翔:《从安大简〈仲尼曰〉谈孔子语录类文本的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14 陈民镇:《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15 代生:《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16 安大简《仲尼曰》整理者在释文的注释中,已较为全面地列出《仲尼曰》与传世文献的互见文本,本文多有参考,后文不再一一注明。17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为便于分析比对,本文所引均为宽式释文。18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19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8页。20 王挺斌:《安大简〈仲尼曰〉“古之学者自为”小议》,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年9月9日。21(10)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2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页。23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24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25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26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27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刘信芳对此章的断句有异议,认为“堇”后加句读,读为“谨”,“袭谨”是慎之又慎的意思,参见刘信芳:《安大简〈仲尼之耑诉〉释读(五-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年9月27日。28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29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7页。30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7页。31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32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328页。33 (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8页。34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35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2页。36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7页。37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44页。3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592-1593页。39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页。40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97页。41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4页。42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8页。43 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第27-29页。44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2页。45 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46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7页。47 黄晖:《论衡校释》,第1136页。48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3页。49 (清)顾炎武撰,严文儒、戴扬本校点:《日知录日知录之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5页。50 徐建委指出,《孟子》中所引大多数的孔子言行不见于今本《论语》,说明其时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非常丰富,《论语》当时很可能还没有形成今本样态。参见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70页。顾史考在比对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与《论语》《孟子》的异同后,亦认为孟子可能见到与《孔子曰》类似、有部分重复而又不全同于《论语》前身的另一种孔子语录文集。参见[美]顾史考:《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初探》,《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秋之卷。51 赵晓斌:《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概述》,《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美]顾史考:《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初探》,《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秋之卷。52 尉侯凯:《上博简〈论语〉类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04页。53 黄晖:《论衡校释》,第1138页。54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52页。55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6页。56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3页。57 陈侃理对以上三种出土《论语》抄本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参见陈侃理:《海昏竹书〈论语〉初论》,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41-158页。此外,杨博对肩水金关、罗布淖尔、甲渠候官、悬泉、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论语》抄本的文本形态有所分析,探讨了《论语》在汉唐时期的文本演变过程。参见杨博:《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孔子研究》2023年第4期。58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6页。59 陈侃理对汉代中晚期以来《论语》的流传情况有清晰的梳理,不再赘述。参见陈侃理:《海昏竹书〈论语〉初论》,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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