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在上海郊区绝对是奢侈品，一般农家几乎是买不起的，不过一些富裕的生产队利用的情况倒是出现了。这也让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长期处于闭塞的乡人能通过一方小小的屏幕逐步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开了眼界。

　　村上的生产队要是刚买了一台电视机，虽然是12英寸黑白的，很小，但对那时的乡人而言是件大事了，周边的村民都不约而同地赶去看新鲜。

　　天气好时，电视机是放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的，下面是个一米多高的木架子，仓库的屋顶上矗着用于接收信号的天线，信号时弱时强，需要有人爬上去调转方向，一边调一边还喊，“有了吗？有了吗？”在下面调电视的人则回答，“还是雪花，再转转”，于是上面的人只好不断地转，直到底下的人说“好，好，清爽了清爽了”才作罢，这样繁复的工作几乎每天都要进行。

　　那时频道也少得可怜，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是上海电视台的。央视的俗称“5频道”，上视的俗称“8频道”。

　　后来，各个生产队都陆续买起了电视机，20英寸的电视机也出现了，比之前12英寸、16英寸大了不少。电视机同样也做了木架子，更考究的是，木框前后装了反盖，还是带锁的，看完后前后反盖要上锁，大概是为了防止有人乱玩，或者被盗吧。

　　当时乡亲们几乎是每个晚上一吃好晚饭就去看。电视里放什么就看什么，因为节目内容实在太少，没有可挑选的余地，而播出时间也是到晚上10点多就结束了，不像现在24小时连播。

　　80年代，闵行郊区鲜有电影院，而离城区的电影院又有十多公里的距离，可望而不可及。可想而知，在那时看电影简直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美梦。

　　于是，由县、乡安排的各村各队轮流放映的露天电影变成了村民们最大的娱乐享受，每逢放映队来临，便可演变成一个盛大的节日。

　　在哪里放电影，一般由乡通知村（20世纪80年代时称生产大队），村里再通知生产队长。于是“要放电影了”的消息，通过口耳相传迅速成为村里传播最广的新闻，大家同时在急切地打听，会放什么电影，人人为此兴奋不已。

　　电影一般选择在队里的打谷场上放，一头竖起两根毛竹，中间挂上一块硕大的银幕，放映员忙着调试设备，天色还没黑时，打谷场上便已是满满当当的人了。本队的人都是自带板凳，附近队、村的只能站着。

　　遇到好片子，那才叫人山人海，烟味汗味等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大家叽叽喳喳地交谈着，伴着孩子的欢快笑声。这时候也是家长里短、各类八卦最活跃聚集的时候。也有正处于恋爱阶段，或私下对上眼的年轻人会悄悄地躲在一旁，趁看电影的间隙谈情说爱，但人太多了，又不敢大声说，大都是眉来眼去。

　　在那个年代，只有亲身感受过露天电影的人，才会理解什么叫“盛况空前”，谁都不愿意缺席。

　　当然，那时候的电影产量还真是不多，放映队带来的大多是些老片子，虽然翻来覆去地放，但几乎没有人生厌的，一部片子就算看了三四遍也还是乐此不疲。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爱看战争片（打仗片），什么《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地道战》《红日》等等……

　　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这些胶片电影充实着人们的生活，丰富着乡亲们的精神世界。

　　20世纪90年代，录像机时代来临了。夏普、索尼、松下、日立等日本品牌录像播放机成功进入中国市场，迅速地改变了国人的家庭娱乐生活。

　　最早的录像机是卡带式的。相信不少的70后、80后在小时候对录像带播放机印象深刻，大街小巷的录像厅成为城区里的一道风景线，而去租录像带更成为了不少人美好的回忆。如今岁数在40-50岁之间的人基本都知道录像机。当时录像机实在是极其奢侈的电子产品（好的机器比电视机还要贵很多钱）。

　　一部松下录像机当时要卖到3000多元钱，而夏普的价格普遍在4800元左右，彼时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每月才100多元，而在农村地区，90年代500元就能盖一间房，两台录像机的钱就能盖一幢两层楼了。所以一般人是消费不起的，而且不少人就算买得起录像机，也买不起录像带，于是录像带租借业务异常火爆。

　　那时流行港片，《英雄本色》、《龙虎兄弟》、《警察故事》、《赌神》、《古惑仔》……大背头风度翩翩的发哥，留着蘑菇头的憨厚小胖洪金宝，还有成龙、元华、元彪等人，是录像厅中当之无愧的明星。

　　后来，卡式录像带淘汰了，代替它是LD，就是激光视盘，更轻便，分辨率画面更清晰。不过LD碟机高达6000多元，而LD每张光盘的价格在300元左右，很多人都买不起光盘，所以LD碟机只是发烧友的市场，虽然声称是面向家庭的影音系统，但由于其价格昂贵，且笨重，不久便被后来的VCD、DVD所取代。

　　VCD或DVD影碟机，是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它也将家庭用播放机推向了一个顶峰。那时国产的实达、步步高、爱多、万利达等品牌，因其价格低廉，功能齐全，打破了日本机器的垄断，一时风光无二。

　　如今人们大都是直接从电脑、手机上观影，VCD、DVD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家里若还有DVD、碟片的，得好好收藏着，说不定哪天就成了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