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研究书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按主题分类由若干系列构成，第一辑为“民主新论”系列，包括：《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杨光斌著）、《政体新论》（曾毅著）、《被自由消解的民主》（张飞岸著）以及《中国民主》（杨光斌等著）。

　　我把自己这些年的民主研究称为清理民主的常识——清理旧常识，发掘新常识。常识还有“新”“旧”之分吗？先让我们从常识的概念说起吧。

　　给“常识”一个准确界定并不容易，首先是因为常识的说法实在是太流行，比如犯常识性错误、连常识都不懂，等等，越是流行的概念越难以界定，日常生活中流行的说法就更难以界定。生活包罗万象，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常识，潘恩的《常识》讲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则是自然界的常识。

　　所谓常识，就是对常在道理的发现并使之成为普遍观念的共享知识。成为常识的知识，事实上包括三部曲，第一是“常在性道理”即客观的潜在存在；第二是“发现”即建构，流行的常识尤其是观念上的常识都是对“常在”的发现；第三是传播“发现”，使之成为流行的观念即所谓的“共识”。

　　既然“常识”是发现和建构而来，流行的常识就并不都是理所当然的正确，并非神圣到不可挑战的地步，尤其是一些常识。常识是对常在的观念化加工的产物，而观念化加工就难免存在基于利益基础上的主观偏见，或者说这种偏见是为了保护特定利益的。但是，因为观念加工能力的不同，即西方人的概念化、科学化能力太过强大，把产生于特定特定时期特定历史经验的概念和观念，推广为普遍化的东西，即我们所说的常识。

　　即使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常识，也并非都是不容置疑的，近代以来的伪科学很常见，何况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常识？以复杂性理论来看，即从概念的多样性、质的多样性、层次多样性、角度多样性、事物发生的时间性等视野看问题，很多流行的知识即常识都需要被重新认识。

　　遗憾的是，在生活中，很多人被简约论套牢，把碎片化知识、甚至没有历史基础的知识视为常识，甚至当作信仰，以为自己之所读所知就是世界的全部，就是世界的规律。把知识转化为信仰并不容易，但靠谱的信仰至少应该建立在相对可靠的知识谱系上。

　　回到关于民主的常识问题。我们都熟悉的民主，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流行概念，很多人视之为信仰。关于民主的流行性认识即常识无外乎人民主权意义上的社会权利——个人权利，其实现形式就是选举式民主和社会自治的公民社会理论。把民主当作信仰值得称道，但问题是信仰基于什么样的知识基础之上。

　　近代以来，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不是简单的个人权利意义上的民主，更是在政体意义上谈的民主制度，即相对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制度。既然是一种制度，民主政体就不单单是选举式民主和社会自治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权利层面的东西，而政体必然包括层面的要素。如果不讲权力而只讲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而且个人权利的实现形式就是所谓的选举式民主和社会自治，一个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上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实现了，但在社会权利上和经济权利上陷于更加窘迫境地，追求平等反而落得更不平等，出现了“民主回潮”、“无效民主”甚至“衰朽”。这就是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发现的“新常识”。民主的“旧常识”实现了，却导致了难以逆转的灾难性后果。而要避免建设中的灾难，就必须把“”引入民主理论。

　　原因很简单，个人权利不只是上的，还有作为社会保障的社会权利和基本财产权的经济权利，而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实现，不是公民社会能够自动实现的，也不是靠投票能够解决的，在后发只能靠去推动。比较世界各国，不同权利实现的“时间性”很重要，好的顺序都是先有经济权利；而对发展中而言，在没有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时有了权利，而权利的主要功能是搞财产再分配，结果必然使社会陷入难以逆转的僵局。“观念战士”的思维可以海阔天空，但“观念战士”应该考虑到大众的实际需求，也应该把握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把个人权利区分为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权利，是社会学家T·马歇尔发现的事关民主的“新常识”；而个人能力的实现有赖于能力则是阿玛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所讲的民主的“新常识”。

　　历史很吊诡。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第二次生命来自凯恩斯主义式“”进场即“罗斯福新政”；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副产品的民主的重生，也需要“”进场来拯救。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选择，不管你是否喜欢“”，人类只能在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民主的生命力来自？看上去是一种悖论，却是一种历史真实，是绕不开的民主“新常识”。

　　关于民主的“新常识”远不止这些。西方早发达玩选举式民主还不错，为什么后来很多转型都不灵？我们常说的民主条件即旧常识太笼统了。比如，今天大家都热议的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就存在一个“旧常识”束缚问题，有些法学学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这样断言的西方文明史基础是什么？西方法制史基础又是什么？法治是西方3000年的传统，而大众民主则是100年的事。同样，热议的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西方自由至少是500年的历史。这样，一个简单的“新常识”就是，法治和自由都是民主的“历时性条件”，而没有这等条件的搞民主，必然是命运多舛。

　　更重要的是，西方选举式民主是发生在一族一国的“民族”之内，争只不过围绕具体议程即哪个得到多一些哪个少一些的问题，这次不行下次再来。但是，对于后发而言，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根本信仰冲突，都是关乎一个的根本建制。在建国问题上搞争，结果如何呢？就是无休止的内斗乃至分裂。这样，好民主需要“同质化条件”这个“新常识”。

　　以“同质化条件”去衡量美国，不得不说美国的民主正在变质，演变为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体”。派斗争极化，凡是所主张的共和都要反对，反之亦然。利益集团太多太活跃，而且能力有天壤之别，结果有利于大众的根本利益的公共议题变不成政策，比如控枪问题。

　　民主的“新常识”都是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故事给予我们的启迪，但却是被人忽视了的或者故意掩蔽的“常在道理”。不仅如此，民主的“新常识”还表现在对民主形式的认识上。西式民主把自由民主即选举式民主当作民主的唯一标尺，把代议制民主看作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唯一形式，这就在故意掩蔽历史常在，或者说没有发现“常在”。比如，难道分权不是一种民主形式？要知道后发的建国路线首先是战争集权，然后分权化治理，这个过程就是民主化过程。原因很简单，不分权到地方政府、企业、社会乃至个人的话，人民主权就是一句空话，人民主权是通过分权来实现的。

　　如果西方人能把作为民主形式即所谓的民主，真正体现民主精神的分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民主形式。要知道，所谓的，并不只是约束政府权力，首要的是约束大众的权利，比如美国宪法就是具有反民主性质的保护寡头利益的“”。这就是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居然能把约束大众权利的宪法安排称为。据此，那些能真正体现大众权利的制度安排为什么不能称为民主？分权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民主形式。

　　和分权是一种民主形式一样，自由、自治都是民主固有的内涵和形式，只不过以前只谈选举而淡化了这些制度形式的民主性。

　　有了民主形式的“新常识”，对中国性质的认识也就完全不一样了。难道中国不是民主吗？没有民主哪里来的活力和奇迹？只不过中国人比较诚实，说出来一套不符合西式民主而让西方人不爱听的理论来，比如“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其实，哪个不是以强制力政权为基础的？哪个的决策只有民主而没有集中？中国以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民主形式实现了民主的根本即“民享”。吵架是家和知识分子的事，而老百姓则要安居乐业，实实在在地拥有。我经常说，与人口过亿的其他8个发展中比较，尽管中国的难题很多，困难重重，但在治理意义上，中国输给了他们没有？我们不能只呆在观念的笼子里而不放眼世界。

　　民主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有“致治”即得到治理，“致治”让民主更实在，更饱满，也更可爱。没有治理的民主，民主最后必然被污名化，空喊民主最后反而败坏了民主的声誉。当然，为了让中国更美好，拿放大镜看中国问题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执政者的治理能力也会因为社会压力的存在而得以提升。事实如此，执政者执政能力的一路提升，是应对一个又一个、一波又一波看似危机性质的事件的结果。

　　民主的“新常识”意味着民主并不是简单的事。民主本来就不简单，民主的简单化认识已经让众多陷于泥淖而难以自拔。还有难以回避的“新常识”是，近代以来，民主从自由主义的精英民主，催生了的大众民主，大众民主进而演变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民主与国内冲突和世界冲突如影随形，“文明的冲突”表现为民主的冲突。 《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一书，在清理民主旧常识的基础上，发现和建构民主的“新常识”，以期把中国民主理论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