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至5月10日，一档名为“《发明市中心》Inventing Downtown”的展览在打浦桥核心地段的非营利艺术空间三土画廊举行。本次展览邀请来自中法两国的女性艺术家、学者和音乐人，尝试一次跨领域、跨学科、跨身份的女性艺术家与女性学者的对话。展览中十位创作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她们把自己作为方法，把个人经验问题化，在各自的领域提出问题。

　　通过艺术实践和探索，展览折射出东西方女性理解周遭世界的多元视角，这些视角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呈现出强烈的互补性。展览呈现了身体、死亡、灵性、文化记忆、社会关系、权力、意象与政治、空间、历史与信仰之间的联系。

　　本期回顾，我们邀请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唐沈琦，从她对中国社会丧葬仪式、遗体观念等议题的研究出发，分享关于这场展览的解读和观点。

　　三土画廊是一个替代性展览空间（alternative exhibition space），它并非商业性的展览平台，而是非商业性的公共空间，承载了文化交流、聚会、发声等空间功能，并衔接公共与私人领域，为跨学科、多领域的互动提供实践平台。

　　此次展览起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仅在艺术领域或者哪个学科领域，我们所知晓的女性创作者实在太少了。然而，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艺术与学术志业，汇流进艺术与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艺术与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在展览的入口处，放置了两本书，高世名的《影像时刻》和郑波的《生态艺术实践》。两本书揭示了此次展览的主题：呈现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感知，并将生命的意义体系置于社会情境与自然空间的互动过程之中，对其进行关联性与整体性的呈现。此外，入口处还放置了一包卫生巾，隐含了女性的视角、感知与立场。

　　通过特定的物、装置与情境模拟，艺术家表达了特定的场景、关系乃至情绪，呈现出社会权力的微妙博弈。具有指向意图的手及其“手势”，既指明方向，也暗示命令，同时引导情绪，乃至许诺意图，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参差与权力关系的复杂。乒乓球的装置则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游戏，游戏既压缩了人们自身的语境，也浓缩了彼此之间符号性的关系，更放大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陷阱、折磨、对抗乃至暴力。一排局促且难以安坐的椅子，则呈现出对社会关系的担忧：人们该如何在复杂的关联、互动与博弈中安放自身？

　　许多持有相同意见的“手势”聚拢在一起，则表述了一种人为制造的“同意”与社会一致性。当人们面对强势的话语或力量时，往往会做出雷同的手势，掩藏自身的主体性或个性。在这个“多手”的装置中，只有“同意”的手势，而没有个人的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展览区，艺术家并未在展品下方配置展品陈述（statements）。在很多展览上，观展人排着长队，在展品前久久站立，费力地阅读陈述，却来不及关注展品本身，来不及感受展品自身的表述。文字与艺术品之间，形成叙述的割裂，乃至意义的分离。

　　艺术家将参展作品的陈述分别印刷在不同的透明板上，透明板上有作品的大概外形，陈述在作品外形中分布，记载作品名称与编号。展厅的落地窗上，悬挂着一块透光的布，布上反复言说一句话：no more statements，仿佛某种艺术宣言。诸多艺术品常以文字等形式，将自身的意义加以固定，形成表述的秩序。正如《影像时刻》中所说，当代艺术则更关注本体论层面的“未稳定物”或“协商之物”，强调艺术的“未稳定政治”：作品的呈现是不稳定的、开放的、非结构性的，它与社会实践散漫结合并彼此分离。

　　展品《肮脏的漂亮事物》探讨了皮肤问题。皮肤作为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交界处，开辟了一个冲突空间，由此衍生出污染、疾病、净化、免疫等相关概念。身体的皮肤让我们得以区分内外刺激，也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边界。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中指出，有关“污秽”与“洁净”的观念表达，构成一套特定的象征体系。所谓污秽，是位置不当的东西（matter out of place）。污秽是分类的剩余与残留，被排除在正常的分类体系之外。有关洁净与污秽的表述往往是道德化的，强调了某种边界与秩序。超出系统的内部界限，便意味着不洁与危险。皮肤表面的问题，既象征突破边界的、非结构（non-structure）的威胁，也反映了社会形态、价值观念、宇宙哲学和整体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边界。

　　“心灵生态学”理论认为，宇宙、植物生态与人类心灵，既相互影响，又为一体。艺术家试图对全球各类植物进行田野调查，记录不同植物和行星间的关系，并将每一株不同的植物花卉重新组合，以光波震动的形式，探讨和平、爱。战争等与人类社会、自然生态有关的主题。今天，在千篇一律的城市空间内，我们经常忘记植物和所有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也不熟悉周遭植物的多样性，也无法体会到这些植物与宇宙万物、四季节律、人之心绪的互通与共感。

　　在“生”的背阴之处，便是“死”，两者共同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医学人类学者记录了55位遗体捐献者和志愿者的故事。死亡是所有生命无法避免的终点。面对这一宿命，有些人施展自身的能动性，选择捐献遗体，将自己作为“最后的礼物”奉献给世界。

　　遗体捐献是一项扩大的家庭事务，由亲属与捐献者共同决策。遗体捐献也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是人们直面死亡、赋予死亡意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打破沉默，不再避讳死亡，重新审视生命本身，以及生命终结的方式。遗体捐献体现了一种反向关怀：在每一次选择背后，捐献者都会思考自己还能为家庭和社会贡献什么。这一善举，彰显了个人的主体性，展现了生命的尊严，体现了遗体处理与丧葬礼仪多样性的可能。生命本身，不再是不可让渡、不可分割（inalienable）的存在，而是具备更多崇高的可能，使不同人共享生命，创造更多的生命意义。

　　同时，医学人类学者也关注临终者的体验与叙事。在中国社会，死亡几乎是一种文化禁忌。例如，儒家思想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认为人们应积极入世，先理解“生”，再构建“死”。历史学家余英时也认为，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一种审慎的人文主义：人们秉持一种现世精神，强调“此世性”（this-worldness），注重生存，避谈死亡。人们倾向于生活在坚硬的当下，而非幻想缥缈的未来。因而，如何理解、接受、面对死亡，是一个深刻且艰难的议题。

　　即便在社会科学调查中，死亡也是难以触碰的禁忌话题。社会人类学家景军曾指出，即便是学者在做关于死亡质量的社会调查时，中国人也更倾向于口头谈论死亡，而不是在问卷上以文本的形式面对死亡。口头谈论死亡，可能更为随意，而通过文本思考死亡，则显得沉重。艺术的呈现方式则弥补了这一缺憾，展现了个体对临终与死亡的意义的主体构建过程。

　　临终者的死亡叙事，形成一种主体性表述，这些表述呈现了个体在面对疾痛、临近死亡时所有微妙的体验、感受与心绪。在展览中，这些表述往往是温暖的，充满了对他人的关心、牵挂与依恋，而不是恐惧、忧虑或焦灼。临终者的言语，平静、坦然且释怀，给予生者不可言说的力量。这便是“反向关怀”。死亡，并非只是无尽长夜，它也是晨曦到来前的宁静，观照生命的热烈与绚烂。

　　本书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代表作品，主要讨论了洁净与肮脏的象征意义，洁净的内部及外部边界，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力与政治。

　　余英时先生运用了文献和考古材料，从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两个角度，介绍了东汉的“生死”的观念。

　　在影像的创作或生产中，是什么让艺术家一言难尽？面对影像艺术家们的“作品”，我们又为何茫然失措？编者邀请陈界仁、黄建宏、龚卓君、陆兴华、郑慧华、董冰峰、郭晓彦、拉卫·桑德兰等艺术界与知识界的朋友们数度会聚杭州，围绕着影像与景观这两个彼此相连的概念进行了一系列讨论。本书的各篇论文是讨论的参与者从各个角度对于影响艺术的思考。

　　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艺术史学家Griselda Pollock重新审视已被纳入艺术史正典的男性与女性艺术家，深入探讨了图像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差异问题。

　　围绕“女性”产生的中国传统绘画应如何定义？本书创新地提出“女性题材绘画”，并引入“女性空间”概念，梳理了从战国到明清时期的女性主题绘画发展历程。

　　广州·论坛｜“区域、时代、文化：广东与东亚、东南亚的木刻运动” 国际学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