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已经为大势所趋，“数字科技”应运而生。“数字科技”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数字科技”来袭，数字科技”作为一个新概念如何影响着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呢？

　　当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数字技术是其最核心的内容。

　　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对“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做出重大部署。世界要携起手来，坚持在包容中发展，在共享中创新，让数字经济为人类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新基建”也已经在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到五中全会也已经明确要扩大投资来推动新基建的发展。

　　然而，“数字科技”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目前已经有产业数字化转型，有了新基建的布局，还需要在给数字经济的基础研究，特别是产业和科技结合的环节上，有一个关于“数字科技”的准确提法。

　　“数字科技”主要是利用物理世界的数据通过算力和算法产生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并构建与物理世界形成映射关系的数字世界，来指导物理世界的经济和社会运行的科学技术。

　　“数字科技”往上是连着产业、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往下又连着传统的研究的基础学科的分类。

　　“数字科技”是连接科学、技术与产业的纽带和桥梁，也是构建国家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础的力量。

　　“数字科技”能够推动未来的社会发展，“数字科技”的发展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1）一是成为汇聚学科创新的核心之一。特别是现在的生物技术领域，如果没有数字的技术和手段没有办法取得这个领域的突破。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微观，大分子包括基因，背后都是数字的技术。

　　（2）二是数字化创新正在推动群体性的交叉融合和突破，这是在学科上体现学科的交叉融合，在经济产业领域体现的是产业交叉融合。

　　前三次工业革命是基础研究到新的技术产生，再到推动新的产品和产业变革和需求的应用，这是链式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需求应用和基础研究两端发力形成一个协同驱动的创新特征，这种网络化就是在里面，而且短周期快速迭代就变成这个领域创新的主要模式。

　　基于“数字经济”和“数字科技”的理解，国家要在未来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发展大的进程中，明确“数字科技”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1）一是由国家相关的部门来牵头把“数字科技”这样的一个战略能够融入到国家的数字经济的战略、科技的战略，或者是产业发展的战略的战略体系中，变成相关战略的支撑或者是组成部分。

　　（2）二是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一批新型的研发机构，以及一些新的“数字科技”创新的软性组织机构或者是组织形态。

　　（3）三是“数字科技”要和新基建、产业应用、集群发展和平台建设要结合起来。作为国家在“数字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头羊深圳，可以在构建“数字科技”体系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产业集群方面，吸收或者是融入一些“数字科技”的概念。

　　以美国为代表，美国贝尔实验室就是企业内的一个研发机构，研发出了像半导体、网络的一些雏形技术。

　　其实，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好多原型技术，基础的研究是来源于一些企业的实验室。

　　现在美国一些大的公司，像谷歌、脸书仍然是“数字科技”创新的领头羊。特别是现在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的一些前沿领域，像IBM、谷歌它的实验室仍然是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

　　第一个原因是：“数字科技”是两头拉动的，既是基础研究的驱动，又是应用创新的拉动，这是它的特征。

　　在两头拉动的过程中，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同时它的科技创新有真实的应用场景，能够驱动他进行技术的快速迭代，同时又能为他做一些基础性、战略性的研究辨别方向。

　　第二个原因是：有人才，也有组织方面的优势。龙头企业能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为其效力。

　　第三个原因是：龙头企业研发的投入强度非常高。换言之，这些企业具有强大的是研发资金投入保障能力。龙头企业既可以联动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又可以联动产业生态的建设。

　　例如：华为的2012实验室；阿里的达摩院等等。部分企业已经进入到研发的基础和前沿领域，这是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呈现像美国早期的贝尔实验室这样的一种组织特征。

　　例如：华为提出来创新2.0，就是说创新进入到无人区，就是要突破摩尔定律的限制，突破冯诺伊曼的计算架构，真正开始研发下一轮的新技术。

　　它们是一方面是在强投入研发前沿的技术，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产业生态，构建和产业应用，把基础研究和产业生态的应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华为比较典型，是鲲鹏生态体系的构建和打造。

　　科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擎，而“数字科技”作为一个新概念正在影响着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同时，“数字科技”已经成为当下各行各业向前发展的必选项，并激发新业态、新模式，助力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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